大批日本专家抛弃日本涌入中国，表面为了赚钱，实则另有目的？ 2025年10月11日，福冈的秋风刚起，中国驻福冈总领馆却已热闹非凡。 一场名为“国际产学研杯”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在这里举行，东京大学特别荣誉教授藤岛昭站上讲台，开口便引用《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位曾被誉为“光化学之父”的科学家，在台上讲的不是日本科技的辉煌，而是他对中国科研环境的认可和期待。 一句“享受科学的美”，让现场掌声雷动，却也引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日本专家，正从日本“流向”中国。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涌动的潮流。 根据中科院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已有超过8000名日本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涵盖生物技术、基础物理学、生命科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 如果只看中科院系统，日本籍专家的占比已经高到引起日本媒体的持续关注。东京《每日新闻》甚至用了一个词：“出走潮”。 这场“出走”并不只是为了谋求更高的收入。真正的原因还得从科研体制说起。 在日本，科研经费的紧缩早已不是秘密。2021年，日本全国科研总投入仅为18.1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就9000多亿元，连中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更让年轻科研人员头疼的，是那套“论资排辈”的文化。 40岁以下的大学教师占比，不足四分之一，机会少、晋升难，连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都公开批评日本科研“像一潭死水”。 而对比之下，中国这边的吸引力就明显得多。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千人计划”“海聚工程”等项目，不仅开出百万年薪，还配套提供住房、子女教育等福利。更重要的是科研成果在中国能很快落地转化，不会被束之高阁。 藤岛昭就是个典型例子。2021年，他带团队加入上海理工大学，不但拿到了充足的实验资金，他的光催化材料也迅速在环保领域推广应用。 藤岛甚至在接受NHK采访时说：“在中国，我能看到科学变成现实的速度。” 这一点中村修二也有共鸣，这位蓝光LED的发明者，早在2009年就加入中国一家民营企业，至今仍对外称“中国学生的执行力和创新热情，是我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的。” 还有微纳机器人专家福田敏男，他早在2008年就落户北京理工大学，他说中国的实验室不仅设备先进，学生更是“拼命三郎”，实验一做就是通宵，成果也来得快。 当然，日本也不是完全坐以待毙。他们也在不断改革，比如设立“超级研究所”，引入企业资金，提高青年研究员待遇。 但整体科研生态的转型，显然没那么快。而人才的流出，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旦形成趋势，就很难逆转。 这种现象，其实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不少讨论。日本经济新闻曾发文质问：“为何我们培养的人才，最后都去了中国？” 而《读卖新闻》则直接指出：“中国的科研体系，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除了人才流动，中日之间的科技合作也在同步升温。今年9月12日北京召开了中日大健康产业研讨会，主打肿瘤粒子治疗技术的跨境转化。 10月的“中日创新日”上，中日企业还共同发起了“产业生态投资基金”，聚焦AI、碳中和等热门领域。 两国科学家，不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坐在一张图纸前，讨论下一代技术方案。 更有趣的是合作不再是单向的，中国也在派出自己的专家前往日本，今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数字时代论坛”上，中国AI专家的演讲让日本工程师连连点头。 中国博士后项目也开始吸引日本年轻学者主动申请，寻找机会“反向留学”。 因此，当藤岛昭在福冈说出“科学要服务于人类福祉”时，现场并没有人觉得这是一句空话。 在中日关系时有波动的背景下，科学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合作的“第三空间”。 这股人才流动，并不是谁“挖”了谁的墙角，也不是对某一国的否定，而是全球化时代下的一种资源重组。 在一个科研成果越来越依赖跨国协作的今天，单打独斗早就行不通。科学家选择更有活力的平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科研人才的新磁场。” 这背后有资金、有政策，更有对科研价值的尊重。而日本，如果不能尽快修补科研生态的裂缝，恐怕还会有更多人才流向海外。 当然，这场流动并不意味着“你输我赢”。正如福冈大赛上多位专家所说，中日可以在科技上真正实现“互哺”：中国提供平台与市场，日本贡献经验与技术。 彼此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可以互补的合作伙伴。 从“人才流失”到“智慧循环”，关键在于能否跳出“零和思维”。合作不是“给了你我就少了”，而是“你强一点，我也能更强”。科学不是国界的附庸，而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信息来源： 《2025年“国际产学研杯”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在中国驻福冈总领馆举办》——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