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胜。庆功宴上，长史张昭称赞主公英明，孙权嘲讽道：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胜。庆功宴上，长史张昭称赞主公英明，孙权嘲讽道：“听从你的计策，如今我恐怕连个乞儿都不如！”张昭羞愧难当，掩面而走。 咱们现在总爱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告诉你，这句是《三国演义》编的，正史上根本没这回事。 公元200年，孙策被刺，临死前拉着18岁的孙权，托孤给了谁？名单上只有一个核心人物：张昭。 孙策的原话，比“问张昭”可重多了，他对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我这弟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你张昭就别客气，你自己当老大吧。” 这是什么分量？这是把整个江东的未来，连同孙权的命，一起交给了张昭。 孙权当时还是个毛头小子，哥哥死了，六神无主，哭得站不起来。是张昭一把将他拉起来，劝他：“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是继承家业的时候！” 当时江东人心惶惶，很多人不服这个18岁的“孙老二”。是张昭，亲自扶着孙权上马，领着他巡视军队，用自己的威望给孙权站台。文武百官一看，连张昭都对这小子服服帖帖，那咱们也别作妖了。 可以说，没有张昭在200年的“临危受命”，孙权这CEO的位置，第一天就坐不稳。 张昭就是孙权的“压舱石”和“担保人”。 然而，就是这位“压舱石”，在8年后，给了孙权最沉重的一击。 公元208年，曹操扫平了北方，大军南下。荆州刘表病死，他儿子刘琮“秒跪”，把一支庞大的水军舰队“五连绝世”打包送给了曹操。曹老板给孙权写了封信，客客气气地说：“我带了八十万水军，想和你一起在吴地打个猎。” 这封信往朝堂上一扔，整个东吴高层“莫不响震失色”——全吓傻了。 孙权也慌，他看向了张昭。 关键时刻，这位“亚父”的发言，却让孙权如坠冰窟。张昭领着一大帮文臣，站出来主张：“投降吧。” 这老哥不是在犯糊涂，他是在极其冷静地算账： 实力碾压：曹操统一了北方，咱们只是江东一隅，拿什么跟人家全国冠军打？ 天险已破：咱们唯一的依仗是长江。可现在曹操拿到了刘表的水军，这天险对他来说，跟自家后院的池塘没区别了。 名正言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代表的是汉朝中央。咱们投降，那叫“归顺朝廷”，不丢人。 张昭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他看重的是“存续”。 在他看来，孙权这盘“家族产业”保不住了，不如赶紧找曹操这个“大集团”并购，好歹能落个富家翁，保全江东百姓不受战火。当时，东吴的“董事会”绝大多数都同意张昭的方案。 但张昭算漏了一样东西：孙权的野心。 孙权当时才26岁。他不想当“富家翁”，他想当“开创者”。 这时候，周瑜和鲁肃站了出来，代表了“少壮派”的声音：打！凭什么不能打？诸葛亮也来了，他没“舌战群儒”，他只是精准地抓住了孙权的痛点，刺激了他一下。 孙权最终拍板，拔剑砍掉桌角，喊出了那句热血沸腾的话：“我不能拿东吴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一把火，烧赢了。 这一刻，是孙权政治生命的“成人礼”。 他用一场豪赌，证明了“我命由我”。但同时，这也是张昭政治生命的“转折点”。 孙权赢了，他越是春风得意，就越是反感那个当初劝他“躺平”的张昭。他会想：在我最难的时候，你这个我最信任的“亚父”，居然是第一个要放弃我的人。 赤壁之战后，张昭在东吴的地位依旧很高，孙权表面上对他还是“张公、张公”地叫着。 但“穿小鞋”开始了。 孙权后来要设“丞相”，这是文官的顶峰。按资历、按功劳，张昭是第一人选，谁都比不了。 可孙权偏不。他先是选了孙邵。孙邵死了，大家又推张昭。孙权又说：“不行不行，张公这人性格太刚，当了丞相怕他跟人吵架。”最后选了顾雍。 连续两次，把近在咫尺的相位，从张昭眼前拿走。 理由找得冠冕堂皇，但谁都看得懂：主公心里有刺。 张昭懂了，他称病不朝，用沉默对抗。孙权更狠，直接用土把张昭家的门给堵了。逼得张昭在家里“纵火”，才把孙权“逼”出来和解。 直到公元229年，孙权登基称帝，那根刺终于爆发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句杀人诛心的嘲讽。 那么，张昭真的错了吗？ 几百年后，给《三国志》作注的史学家裴松之，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公道话： “张昭赤壁主和，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功于天下矣。” 裴松之算了一笔账：如果当年孙权听了张昭的，投降了曹操，中国就提前70年实现了统一。 那后面几十年的三国混战、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就都可能避免了。 说白了，张昭的“投降”，是站在“天下苍生”角度的维稳方案；而孙权的“抵抗”，是站在“个人野心”角度的创业豪赌。 我们不能说孙权错了，没有他，就没有波澜壮阔的“三国”。但我们更不能说张昭错了，这位老臣在那个关键时刻，也许是唯一一个在考虑“战争成本”和“百姓生死”的人。 他输了，输给了年轻人的热血和野心。但他被孙权嘲笑了一辈子，实在是这位东吴开国“元勋”，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