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少将李修凯在重庆街头看到了一个地下党员，立马冲上去抱住他大喊：“这是个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1940年代的重庆，是座站在刀尖上的城市，一边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特务密布；一边是中共地下党的川东根据地，暗潮涌动。 就在这明暗交织的战场里，冉益智和李修凯两个男人，走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最后又以一场荒诞的扭打撞在一起，写就了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 冉益智是四川酉阳人，地主家庭出身，读过几年书，1936年就入了国民党，在县里当干事时主编《党政周刊》，满篇都是造谣红军的话，是当地出了名的“反共”急先锋。 后来他卷进地方派系斗殴，被对手抓进重庆的监狱，多亏同狱的中共党员钱瑛心善帮了他。 可这人没半点感恩之心，反而把钱瑛的善意当梯子，瞒着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反共老底，出狱后就混进了中共地下党，在重庆、万县一带搞活动，成了潜伏在党内的蛀虫。 1948年4月，《挺进报》案发，这起案子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牵出一串叛徒。 先是市委的刘国定被捕后供出李忠良，李忠良又卖了余永安，4月16日特务抓了余永安，余永安一咬牙，把冉益智供了出来。 特务在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把冉益智逮住，没等重刑伺候，他当场就软了。 不仅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工运书记，还把沙磁区、北碚区还有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摸得一清二楚全抖了出来。 为了讨好特务，他亲自带路上门抓人，江竹筠、李青林这些我们熟知的烈士，都是被他直接出卖的。 就因为卖同志卖得“勤快”，军统给了他个中校军衔，还让他当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彻底成了敌人的帮凶。 和冉益智这种骨子里的投机分子不同，李修凯一开始就是死心塌地的军统人。 他是湖北应山人，1932年就进了军统，一路爬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位置，手上沾了不少革命群众的血。 1949年11月，解放军打到重庆南岸，李家沱、土桥都被占了，黄桷垭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李修凯坐不住了。 他听说湖南站的少将站长刘人爵跟着程潜起义后，共产党真的既往不咎，心里开始打鼓。 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街上有解放军巡逻，商店也开门了，李修凯揣着新出的《大公报》看了又看，摸准了共产党的政策。 6号下午，他揣着自己的少将名片，硬着头皮走进了“慈居”，把2支毛瑟枪和2条黄金放在桌上，主动交代了军统的内幕和潜伏特务名单。 靠着李修凯提供的线索，侦察科在中正路的耀华玻璃店楼上和民生路的自行车行，端了两个“万能潜伏台”，缴了2部电台和20两黄金，还把丁剑萍这些潜伏特务的老底都摸了出来。 军管会没亏待他，给了他“中灶”伙食，让他在特务自首登记处帮忙，每隔三天就给自首的特务现身说法，还帮着认出不少隐藏的特务。 12月底的一天，李修凯在中华路德胜戏院门口的街上，一眼就瞅见了鬼鬼祟祟的冉益智，这个卖了整个川东地下党的叛徒，正想混进“脱险同志”里洗白自己。 李修凯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抓住他的衣领吼道：“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两人扭打着到了魁星楼，被警备战士一起送到了公安部。 1951年2月，冉益智被枪毙，尸体被扔去荒郊野岭。 李修凯之后患上严重的肺结核，组织记着他的功劳，多次帮助其治疗，但最终还是在1952年去世，留下遗书反思自己的一生。 冉益智他入国民党是为了当官，混进共产党是为了投机，从来没把“信仰”当回事。 这种人碰到一点危险就会弃械投降，卖起同志来眼睛都不眨。 他这一叛变，133个同志被捕，53人倒在敌人枪口下，川东地下党几乎被一锅端。 这种背叛不是一时糊涂，是从根上坏了，不管过去多少年，都会被人钉在耻辱柱上。 李修凯的转变，倒是能让人看清一个道理：路走歪了不可怕，怕的是一条道走到黑。 他早年干特务坏事做绝，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但解放军进城后，他没像其他特务那样藏起来顽抗，而是主动自首赎罪，帮着破案子、抓特务。 共产党的政策讲“立功受奖”，也讲“罪有应得”，给他机会赎罪，不代表忘了他过去的罪。 他最后病死在治疗中，比那些被枪毙的特务多了点体面，这都是他自己选的。 冉益智和李修凯的故事，其实就讲了两件事：信仰是人的根，没根的人风一吹就倒；选择定人的路，选错了回头还能补，硬要一条道走到黑只能是死路。 冉益智把信仰当生意，最后把自己的命也赔了进去；李修凯把错路走到底，回头后好歹赎了点罪。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冉益智的下场和李修凯的结局，最该让我们记住什么？ （信源：李修凯、冉益智——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