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师长萧克在看到一位俘虏后大惊失色，急忙对看守说“他已经被俘虏了，可以不用再捆他了。”俘虏投来了感激的眼神，却没有说话，萧克一回去就随便从自己的钱袋中拿出了一块大洋，叹了口气说“如今，我能为他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那是在1931年，中央红军刚刚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大捷，身为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萧克，正行色匆匆地赶往江西兴国开会，路过一处关押点时，出于对俘虏情况的例行关注，他要来了名册查看，谁知目光在纸上扫过，“刘嘉树”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 这绝不是重名，当萧克走进关押室，那个眼神闪躲、面色尴尬的中年人，正是当年广州宪兵教练所里意气风发的刘大队长，看到昔日的学生如今已是威风凛凛的红军首长，而自己却沦为阶下囚，刘嘉树显得局促不安，眼神一直往地上瞟。 不明就里的看守战士见这个俘虏如此“不识相”，连个起身敬礼的姿态都没有，当即就要发火，萧克立刻抬手制止了战士的呵斥，并轻声吩咐道：“既已是被俘人员，就不必再捆绑了”这一声令下，看守虽有迟疑，但还是上前解开了刘嘉树被勒得发麻的绳索。 那一刻，刘嘉树揉着手腕，抬头向萧克投去了感激的一瞥，为了避嫌，两人并没有过多寒暄，但在离开看守所后，萧克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津贴中摸出了一块银元，托人转交给了这位特殊的俘虏。 这块大洋的分量，远超其实际价值，它偿还的是一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结下的授业恩情，当年在广州，刘嘉树不仅是台上严谨传授《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和《兵器学》的教官，更是台下循循善诱的长者。 那是萧克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刘嘉树办公桌上那一摞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面对萧克“为何我们没学这些”的追问，刘嘉树不仅没有藏私，反而慷慨地将这些私藏书籍借给他，让萧克得以在繁重的操练之余挑灯夜读。 为日后的军事指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地基，甚至在萧克毕业离校、奔赴湖南战场的前夕，也是刘嘉树特意为他开具了一张免费乘车证明，这份关怀，萧克一直铭记于心，只是造化弄人，曾经共研兵书的师徒，终究在乱世中站在了枪口的对立面。 刘嘉树的军旅生涯颇具戏剧色彩，被同僚戏称为“福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三次被俘却又多次化险为夷，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作为负责镇压起义军的营长，他第一次成了俘虏，却在随后南下的火车上觅得机会逃之夭夭。 而1931年与萧克的这次重逢，是他的第二次被俘，或许是因为那块银元背后的情谊，又或许是惜才之心，红军对他给予了极大的优待，当时不仅萧克出面劝他留下当教官，就连左权也亲自劝说他加入红军。 然而，当时的刘嘉树归家心切，婉拒了这些好意，让人称奇的是，红军最后竟然真的将他和第52师其他不愿留下的官兵一同释放了，1932年，当他完好无损地回到南昌，国民党当局惊愕不已，原本以为他必死无疑，没成想竟然见证了“大变活人”。 时针拨回到1949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给这对师生安排了最后一次隔空交集，彼时的萧克已是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大军所向披靡，而刘嘉树作为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兵团司令，在湖南战场一败涂地，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被俘。 这次他被送往北京关押，巧合的是，萧克当时也在北京工作，有关单位曾私下告知萧克，战犯管理所里有个国民党将领在打听他，想见见这位当年的学生，但此时此刻，大局已定，性质已变。 萧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表现得十分理智，他深知如今两人身份已不仅仅是旧时师生，更是两个阶级的代表，那曾经过往的私交已经在1931年的那块银元和释放中仁至义尽，在1949年的大环境下，他不便过问，也不便去探望。 刘嘉树后半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直到1972年病逝，从广州的赠书之谊，到兴国的解缚赠金，再到北京的避而不见，两人关系的演变，恰如那段动荡岁月的缩影：个人情谊在时代的洪流中，终究要为历史的选择让步。 信息来源：军人学者萧克:唯一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开国上将 开国上将萧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