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蒋多次派专机接应市长杜建时撤离，最后一次飞机一连等候三天，均被他谢绝。 天津那年冬天很冷，风一刮，城头的旗子像要被扯下来。 枪声离城越来越近的时候，天津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机舱门开着，舷梯也不收，就等着一个人上去。 这个人叫杜建时，名义上是天津市长，是被一纸调令“请”到天津来的。 更早些时候，他是东北讲武堂里成天抱着教材的学生，是陆军大学以第一名进、第一名出的高材生，是被蒋介石看中、送去美国深造的门生。 雷文沃兹军事学院的课堂上，他学战术、学参谋，又跑去加州大学啃国际政治，捧回来一个博士头衔。一九三九年回国后，进了第九战区当高级参谋，在薛岳身边参与长沙会战，战区的沙盘上，有他的字迹。 日本投降以后，很快轮到内战上场。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急着往要紧口岸和大城塞自己人，天津这块地方，自然不能空着。 杜建时接到电报，说是“重托”，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往火堆旁边送人。他那时候已经没有直接掌兵的权力，对内战也提不起精神，推了几回，嘴上说“力有不逮”，心里清楚，再推下去就是不听话。 到头来还是提着箱子上了北上的车，挂了个天津市长的名头。 时间晃到四八年冬，解放军在华北收网，平津战役一打，天津被圈在里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城外炮火连着响，城里更乱。溃散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往城里挤，几天之内堆出数万残兵。原先那些手握实权的军官，有的早早把家眷安排好了，有的干脆找理由溜走，留下情绪紧绷、枪口不知道往哪指的士兵。 专机就是在这个时候飞到天津上空的。 电报里说得干脆，赶紧撤，城守不住。 天津还能不能多撑几天，那是高层要盘算的事；在上面的人看来，一个市长的去留，不过是名单上的一个符号。 机场那边准备得很齐，油加满，人也安排好，只等杜建时出门。 按常理算账，这趟飞机不该空着。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蒋介石身边混过的红人，只要登机，就能回到后方，哪怕再调一个闲职，日子也不算难熬。 天津这座城，从被重重包围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很难有别的结局。 麻烦在城里那群人，几万残兵挤在街头巷尾，心里都明白大势已去。有人开始打听船票，有人盯上仓库和商铺。 这个当口，市长要是也“脚底抹油”，军心彻底散掉，枪声就可能从城外转到城里，老百姓的门板顶不住子弹，人命也顶不住慌乱。 杜建时自己也清楚，留在天津，多半是条绝路，可只要这会儿不走，他这块牌子还能压住一部分人。 机场那头一等就是三天。 机组人员一天比一天焦躁，跑道边的雪被轮胎轧成黑泥。 传话的人来回跑，说市长还在城里，只丢下一句“城里离不开人”。 飞机等来黄昏，又等来清晨，舱门始终开着，舷梯冷在风里，人一直没出现。蒋介石那条“接走”的命令，就这么被一个市长用拖延和拒绝耗在跑道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局面收尾。 解放军攻入天津，战斗很快结束。 城中百姓记住的，是部队有秩序地进城，是街上没有大的哗变和抢掠。杜建时没有躲，也没有再谈撤离，他选择率部投降，接受改编。 对新政权来说，他的身份变成了“战犯”，需要关进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战犯管理所的门一关，就是另一种活法。 他过去的军功、学历，都得放在一边，从头学别人早就开始学的那一套。 学习文件，写认识，反过头去看自己这一辈子的站队和选择。在这种落差里，有人心气散了，有人躲进回忆，杜建时开始老老实实把脑子里的旧账翻出来，对照着一点点改。 后来，他在管理所里的表现被记下“改造积极”四个字。 一九六三年，国家公布特赦名单，他的名字在列，从“战犯”那一栏里划掉，被安排去做文史专员。接触到一摞摞档案和旧纸堆，他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当成材料，把许多亲历过的场景，用另一种眼光再看一遍。 有人问起他怎么想，他说过一句话：“获得了新生，不等于思想改造好了，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改造到老，才能跟上人民的行列。”这话听上去一点不花哨，味道却挺重，既有自嘲，也透着清醒，知道自己曾经站在什么位置，也明白光靠一句“悔过”撑不起整段历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杜建时病逝，八十三岁。 这一生，从东北讲武堂到美国课堂，从长沙会战的作战室到天津市府，再到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房，拐了好几个弯。 很多人提起他，想到的不是那些年在战区里铺开的地图，而是天津被围时那架等了三天的飞机，还有城里百姓那几天悬着的心。 城终究还是丢了，在最乱的当口，街巷里没有滚成一团乱局，这笔账算在谁头上，心里有杆秤的人，大概都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