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密杀令，卢汉盯着电报发愁，突然管家喊了一句：“谁挂的字画，反了，字的意思都变了。”闻此，卢汉突然坐起来，看着电报，想到了对策。 那封电报来自重庆，上面盖着“特别指令章”，尾行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不是建议，是定调。电报送来前几天，特务头子徐远举刚率人完成昆明“九九整肃”大抓捕，拘押数百人。 其中不少是滇军内部文职人员、机关雇员，还有学校师生，许多连案卷都未立清。 卢汉知道蒋介石是想逼他动手，逼他沾血。他心里明白，一旦签字放行，这些人就死了，云南也彻底归入南京手中。 他回想起十多年前台儿庄外围一战，那时第60军伤亡惨重，但阵地守住了，蒋介石不但没嘉奖，还以“迟滞命令”为由责备有加。滇军拼命的时候，中央从不信任；等到大局已破，反要拿他当挡箭牌。 “情有可原”和“罪无可逭”调换下顺序，电文仍属原样，章也没动，只是钩法略改。徐远举不细看，便照原计划暂停执行。卢汉借此缓了一口气，他随即召集师范、法商、各机关负责人，暗示舆论方向，引导请愿上书，不久后民情汹涌。 管教所里，几名曾受训于黄埔的滇军军官主动要求接管看守任务，确保无人被暗杀或秘密处理。局面拖了十几天，重庆方面又传来新电，不催不压，似乎在等卢汉表态。 那段时间，他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为何不动手。 11月，李宗仁来昆明，表面是视察，实际是探风。卢汉陪同数日，两人晚间单独密谈，内容外界无从得知。但没多久，李宗仁签下批文，命令释放“未决无证之人”。 三百多人陆续出狱，有人当晚离城避风，有人公开致信卢汉，称其“救一命如救千军”。 局势越发微妙，蒋介石知卢汉未动刑，已无颜再问。当月，西昌方面调兵意图南下，卢汉下令布防，93军和74军反应迅速，动员有序。他明白，此时再等，就是为他人清路。 12月9日清晨，昆明卫戍部接令，切断张群专线，电台统一播报“云南脱离国民政府体系”。起义通电发出48小时内，云南全境无一反扑。 卢汉没有表演式的声明，只在简短谈话中提到：“我打过仗，不愿再见同胞死于自己人枪下。”那天他穿旧军服，无勋章，无佩刀。 后来的政协会议上，他话不多。有代表问他为何当时选择不杀，他只笑笑说：“人有怕错的时候，也有敢错的时候。” 1974年，他病逝于北京。 他曾说，很多事不用写进书里，只要没让人白死，就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