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

[微风]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想不到，这艘船上正进行着一场“猪花”交易。   在1854年那艘漆黑的“英格伍德号”甲板上，几株来自伦敦的兰花正享受着最高规格的待遇，船长在航海日志里细腻地记录着植物的色泽，甚至甚至吩咐水手每日为它们调光、喷水、通风。   就在这同一艘船垂直距离不过几米的脚下，昏暗腥臭的底舱里，塞着47个活生生的人类幼崽，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8岁，正蜷缩在排泄物和腐烂海藻混杂的稻草堆里，唯一的食物是一碗足以反胃的馊粥。   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大海上最荒诞的一幕：植物被像人一样尊贵地活着，而人被像牲畜一样封箱运输，这些英国商人们一边摇晃着手中的法国红酒，一边盘算着这批特殊的“货物”——她们有一个专属的蔑称，叫“猪花”。   “猪花”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们是那个疯狂时代的畸形产物，当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中把无数中国男性劳工像“猪仔”一样贩卖到南美与东南亚。为了稳住这些男性劳动力，让他们安分干活并解决生理需求，殖民者极其敏锐地发现了商机：运送女人。   这不仅仅是一桩生意，更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掠夺。在宁波、福建的贫困渔村，人贩子手里的一把糖果、几块银元，甚至是伪装成教会学校的幌子，就能轻易从早已赤贫的父母手中骗走一个女童。   这背后的利润表实在是太诱人了，足以让任何人贩子践踏良知，葡萄牙商人马丁内兹曾毫不避讳地供述，在中国沿海用40两白银买下的女童，一旦活着运抵古巴或南美，转手价格能飙升至1000美元，暴利超过二十倍。   这种像牲口一样的交易量大得惊人，仅旧金山一个名为“协义堂”的组织，在那个时期就经手了六千多名女孩。   而在那些挂着英国、葡萄牙国旗的商船底舱，类似“英格伍德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要不是这艘船中途在厦门停靠补给时，一位中国船工偶然瞥见了底舱那满身疮疤的孩子并惊恐地报告给领事，这47个女孩的下场将无人知晓。   但这批被拦截救下的孩子终究是极少数的幸运儿，绝大多数被成功运抵彼岸的“猪花”，等待她们的是更漫长的黑暗，在美国1870年的人口普查档案里，抵达西海岸的中国女性有超过八成被登记为“无职业”，但这仅仅是官方修饰过的谎言。   在旧金山的唐人街花街，在古巴的庄园，她们沦为性奴隶，平均生存寿命被压榨到不足三年，一旦染病或是失去了“服务价值”，她们就会像用坏的工具一样被丢弃在海边等死，无人收尸。   在这无边的绝望中，并非全然是一片死寂的顺从，曾有一位叫白贞烈的广东女子，被卖到新加坡后性格刚烈，宁肯绝食三天并在吞针自尽前写下誓死不屈的血书，哪怕尸骨被偷偷掩埋，那份带血的愤怒也透过幸存者的手传回了故土。 那是怎样一个无力的年代啊，外有列强船坚炮利，内有太平天国战火纷飞，清政府的地方官对此类案件往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像驻美使臣张荫桓在日记里无奈写下的那样，“不敢介入”四个字，道尽了一个国家脊梁被打断后的悲哀。   英国议会哪怕在1855年出台了所谓的《华人乘客法》，也不过是那一纸空文，根本挡不住疯狂的资本。   直到上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才慢吞吞地开始调查，但对于那些早在异国他乡化为枯骨的无数“猪花”来说，这一切都太迟了。 主要信源：（妇女研究丛论——【南开妇女/性别史学术论坛专栏】朱骅 | 19世纪北美“猪花”离散群体的社会资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