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的某个午后，时任军统局长的戴笠，在位于辣斐德路的临时办事处内，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瞬间警觉的电话。

原来，电话是杜月笙打来的，他的声音依旧带着几分沪上帮会大佬特有的沙哑与从容，只不过语气里充满了少许的疲惫：“雨农老弟，愚兄已回上海，暂时住在嘉棠家里，跟你打个招呼。”

可以说这简短的话语让戴笠猛地心头一紧，他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因为这不合常理，太不合常理了。

其实提起戴笠与杜月笙的交情，也是非常深厚，大约二十余年，而他更对这位“杜先生”的起居习性早已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经过多年的打拼，杜月笙在上海的基业根深蒂固，房产可以说遍布整个核心城区：

比如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是杜氏家族的正宅，这座房产青砖黛瓦，庭院幽深，既有中式园林的雅致，又有西式洋房的舒适，家中佣人、护卫俱全，是上海滩无人不晓的豪门府邸；

而蒲石路十八层楼公寓则是四太太姚玉兰的常住之所，那里地处法租界核心地段，安保严密，装修奢华，历来是杜月笙招待贵客、处理私密事务的首选；

除此之外，他在麦琪路、辣斐德路还有多处别院，即便正宅有故，也断无栖身他人之家的道理。

而顾嘉棠虽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核心成员，也是铁杆心腹，但其居所不过是威海卫路一处普通的三层洋房，论规格、论安保，与杜家产业相去甚远。

“为什么住在顾公馆？”戴笠感觉匪夷所思，禁不住声音抬高了几分追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电话那头出现了片刻的沉默，随即传来杜月笙依旧平缓的回应：“没事，就是告诉你一声，你公务繁忙，不必挂心。”

说完，听筒里便传来忙音。

放下电话，戴笠在办公室内焦躁地踱步，他心头的疑云越来越重。

没错，戴笠太了解杜月笙了，这位在上海滩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物，向来极重体面与排场，即便遭遇危难，也绝不会轻易显露落魄之态。

想当年抗战爆发后，杜月笙携家眷避居香港、重庆，虽远离故土，但依旧凭借人脉与财力遥控上海局势，从未有过寄人篱下的情况。

而如今抗战胜利，他以“功臣”之姿返沪，应该是重振声威、巩固地位的关键时刻，为何偏偏选择住进顾嘉棠家？

难道这背后必然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不得不说，其实戴笠的直觉向来敏锐，作为军统的掌舵人，他早已习惯从蛛丝马迹中捕捉危险信号。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局势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也愈演愈烈，那么，杜月笙此次返回上海，看似众星捧月，实则身处多方势力的夹缝之中。

那么，他突然改变居所，会不会是遭遇了暗算？或是杜门内部出现了变故？

戴笠认为不再犹豫，也不必猜测了，他决定去威海卫路顾公馆探个究竟。

很快，汽车驶出辣斐德路，沿着静安寺路一路向东，虽然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依旧车水马龙，但戴笠却无心欣赏。

他想起抗战期间与杜月笙的合作，两人一个掌控帮会势力，一个手握特工系统，在情报收集、物资运输、锄奸反伪等方面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利益同盟。

如今杜月笙若出了事，不仅会打乱军统在上海的布局，更可能引发上海滩的势力失衡，这是戴笠绝不能容忍的。

很快半小时后，汽车停在威海卫路顾公馆门口。

这处洋房外观朴素，院墙不高，门口只有两名顾嘉棠的贴身护卫站岗，与杜公馆往日里军警林立的排场形成鲜明对比。

戴笠下车后，大踏步推开门走进客厅，突然一股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与门外的秋日暖阳格格不入。

只见客厅里坐满了杜氏门人，足有二三十人，大多是跟随杜月笙多年的核心骨干，其中不乏“小八股党”的其他成员和各大赌场、烟馆的负责人。

要知道，这些人往日里可是个个飞扬跋扈，傲气十足，可如今看上去却都垂头丧气，脸上挂着一层寒霜，甚至眼神里都有是愤怒与焦虑。

彼时，杜月笙正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绸缎马褂，手里捏着一支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脸上依旧挂着标志性的笑容，只是那笑容比平时僵硬了许多，“雨农，你怎么来了？”

他起身相迎，语气故作轻松，“我这儿真没什么事，你现在正忙接收的大事，忙过这一阵我们再叙旧不迟。”

“都让人家给打倒了，还没什么事？”不等戴笠开口，坐在一旁的顾嘉棠便忍不住开口反驳，语气中满是愤愤不平。

顾嘉棠是杜月笙最信任的兄弟，当年为了救杜月笙，曾身中数枪仍奋勇不退，如今见杜月笙不愿张扬，忍不住替他抱不平。

戴笠听得一头雾水，转头看向杜月笙，“月笙兄，嘉棠这话是什么意思？给谁打倒了？”

话音未落，客厅里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杜氏门人们纷纷低下头，气氛愈发凝重。而杜月笙也叹了口气，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沉重。

“雨农，说起来也是杜门不幸。”他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几分沙哑，“此次返沪，本想重整旗鼓，没想到家门不幸，出了叛逆之徒。”

杜月笙沉默片刻，似乎在斟酌措辞，又像是在压抑心中的怒火。

其实杜月笙与学生子的事，戴笠的确没必要过问。可如今连家都不敢回了，可见这个弟子也是非同一般之人。

“到底是谁背叛了你”戴笠一头雾水。

一边的顾嘉棠是个直脾气，火暴性子，他控制不住了，对戴笠说：

“还能有哪个？还不是头上长着反骨的吴绍澍！”

吴绍澍？戴笠听后也大吃一惊，虽然他对此人不是很熟，却印象深刻。其实早在淳安时他就提醒过杜月笙，这个人“要提防”。

“他到底做了什么？”戴笠的语气愈发严肃。

其实顾嘉棠说吴绍澍头上长反骨，是指他数次“背主求荣”。

早年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被通缉，旋即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哪知后来又与改组派暗通款曲。

后来，为打开工作局面，他又请陆京士居间介绍，拜在杜月笙门下，成为杜月笙的恒社弟子。

然而后来，吴绍澍又投到周佛海门下，任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处处长。抗战后该委员会撤销，他被派往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工作，再次回到老上司陈立夫身边。

哪知好景不长，陈立夫改任教育部部长，吴绍澍谋教育部工作而不得，又与陈反目，随后又通过康泽认识张治中，被任命为三青团上海支团书记。

也就在这时，吴绍澍又想起了他的“先生”杜月笙。因为杜门在上海留有潜伏人员，且与军统潜伏人员往来密切，吴绍澍要潜伏上海，自然离不开杜门的帮助与掩护，于是前往拜见师门，并且因缘际会结识了戴笠。

转眼间到了1945年8月初，吴绍澍突然来到了淳安，当时戴笠当时就有种预感，认为他非拜见师门而来，而是为了刺探“情报”，于是就提醒杜月笙，然而杜没当回事。

彼时，杜月笙的声音微微颤抖说道：“我刚回上海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发现有人在北站周围散发传单，同时贴出不少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而且搭好的牌楼也被全部拆掉。幕后指使就是吴绍澍。

“于是，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

可想而知，杜月笙当时只想尽快躲进顾嘉棠家中，以免被吴绍澍暗算当众出丑，所以就在电话中对戴笠支支吾吾。

戴笠听完，脸色变得异常阴沉。他终于明白杜月笙为何要住进顾嘉棠家，也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月笙兄，你放心，此事我绝不会坐视不管。”戴笠决心为杜月笙出这口恶气。

杜月笙看着戴笠，眼中露出一丝感激。“雨农，愚兄如今落难，只能仰仗你了。”他站起身，对着戴笠深深一揖。

戴笠连忙扶起他，说道：“你我兄弟多年，同气连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先在嘉棠这里安心住下，我即刻派人调查吴绍澍的所作所为，不出三日，我必让他付出代价。”

离开顾公馆后，戴笠便召集相关下属，安排情报人员和正在接收日伪资产的特工，秘密调查吴绍澍的情况，然后采取了精准打击+舆论造势+高层施压的组合拳，步步紧逼。

首先，戴笠主抓战后汉奸清算，很快掌握吴绍澍的核心罪证：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并收受贿赂。

于是戴笠通过军统上海站、“忠义救国军”及线人，获取完整证据链，

其次，戴笠下令军统在上海密集放料：通过《申报》《新闻报》等主流媒体，匿名披露吴绍澍贪污细节，如侵吞日伪房产千余幢、汽车八百多辆、黄金万余条

并且戴笠还发动杜门门生与工人团体，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贪官吴绍澍”“清算接收黑幕”。

就这样，舆论迅速发酵，吴绍澍从“接收英雄”沦为“贪污犯”，民心尽失。

再次，戴笠携带铁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面呈密报，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背叛师门、危害党国”四大罪名弹劾吴绍澍。

最后就是致命一击——连环罢免、权力清零。

据悉，吴绍澍也多次求见戴笠，均被拒之门外；最终勉强见到时，戴笠直言：“你背叛杜先生，就是背叛我戴笠。上海不是你能独霸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3月戴笠坠机后，吴绍澍试图东山再起，可他因失去靠山、声名狼藉还是失败了。

1949年，吴绍澍冒险接应史良脱险，后遭军统毛森通缉，最终避居香港，197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