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3日，镇安县小沟口村石灰窑的青烟已经散了三天，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糊味却像长了钩子，死死拽住村民们的鼻腔。

村里最年长的罗跛子坐在自家门槛上，吧嗒着旱烟袋对孙子说：“这味儿不对。石灰窑烧石头，是呛，是燥，但不是这种……”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一个能形容尸体被生石灰蚀烂的词，最终只吐出一句：“不是这种让人做噩梦的味儿。”

他不知道，就在四天前，中原军区干部旅的五位高级干部，刚刚在这里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

要说明白这件事，还需要把时间倒推至1946年6月26日。

彼时，国民党三十万大军以“剿匪”之名，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总攻。

炮火从信阳、罗山、光山一线同时炸响，阵仗之大，连延安的电波都感受到了震颤。

中原军区北路军右翼在王震的率领下，以血肉撕开重围，向豫西、陕南方向疾进，他们主要由两支队伍构成：359旅和干部旅。

干部旅成立于两天前，由军区机关、各旅团、地方党政系统抽调的精干力量和一支警卫营组成，约三千人。

他们带着一个沉重的使命：万一主力失利，这些干部就是重建中原根据地的希望。

然而希望二字，在秦岭的七月，被现实撕得粉碎。

7月14日，部队强渡丹江。江水暴涨，浊浪滔天，干部旅的骡马辎重几乎全被卷走。

三天后，部队开始断粮。供给部长吴先元翻遍了所有粮袋，只抖出最后三斤霉变的包谷面。他拿着那袋子，对旅政委张成台说：“政委，这面……”

张成台看着他那双哭红的眼睛，拍了拍他肩膀：“老吴，煮了吧。喝了这顿，下顿再说。”

结果这顿粥，每人只分到一小碗，碗底沉淀着绿色的霉斑。

有一位干部端着碗笑道：“这比长征时的牛皮带可好吃多了。”

话没说完，人就晕了过去——饿晕的。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疾病。

秦岭的气候如刀子。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干部们的军装湿了干，干了湿。病号越来越多，疟疾、痢疾、回归热，像幽灵一样在队伍中游荡。

到7月20日，部队减员至两千三百人。担架从最初的三十副增加到一百二十副，但也远远不够。

7月23日，旅长张文津被叫到军部，王震对他说：“张旅长，干部旅体壮者，明日全部编入一线连队，扛弹药、抬伤员。战时发枪，归建战斗。”

张文津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他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军政干部，是中原局的“金疙瘩”，是将来建党建政的骨干。让他们去当一线战士，等于把种子当柴烧。

他张了张嘴，想争辩，却看见王震转过身来，那张满是泥水和胡茬的脸上，一双眼睛红得像要滴血：“张文津，你以为我愿意？可我们不这样做，明天就全得死在这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命令在第二天凌晨宣布，张文津站在石头上，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暂时不再是干部，而是战士。扛炮弹、抬伤员、挖工事，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但有一条，枪声一响，各归本位，该指挥还得指挥！”

台下一片死寂，没人说话。然后，是齐刷刷的立正声。

干部们开始埋掉心爱的钢笔、日记本，用油纸包好，藏进岩缝。他们接过老兵递来的汉阳造，扛过沉重的炮弹箱子，没有一个人抱怨。

然而，即便这样，局势仍在恶化。

7月26日，侦察员带回更坏的消息：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六师已从宝鸡、汉中出动，在秦岭北麓布下三道封锁线。

而南面，刘峙的部队正从南阳盆地压过来。干部旅被夹在南北挤压的缝隙里，像一块即将被夹碎的核桃。

当晚，干部旅在长岗岭的密林中召开了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干部旅分成三路。

第一路随359旅主力继续西进，目标是冲破封锁，进入陇东根据地；第二路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第三路化装分散转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潜回延安，或进入其他解放区。

8月9日黄昏，化装转移的政委张成台、供给部长吴先元及妻子闵汉清、副秘书长李其祥、青年干事罗久斌，一行五人抵达镇安县境小沟口，借宿在哥老会成员张吉贵、杜明月家中。

但是，由于供给部长吴先元的包袱里面放着组织经费，银元碰撞的声响，正巧被路过的一个和尚听到。他顿生歹意，立刻找到了保长殷克明告密。

夜半十分，殷克明带着手下突然包围张、杜的家。张成台等五人为了保护组织经费，与敌血战，全部壮烈牺牲。

8月10日拂晓，五人的遗体被扔进村口石灰窑，埋在生石灰堆里，并浇上了水。

不久后，哥老会将张成台等人遇害的消息传出，当传到干部旅副旅长李学先耳中时，已是11月中旬。

当时他正率游击支队在郧西一带活动，听到噩耗，这位铁打的汉子当场吐出一口血，昏厥过去。

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张政委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才选了最险的路。”

他立即派警卫员王启彪带七名战士，化装成国民党邮差，昼夜兼程赶赴镇安。

王启彪在哥老会的指引下，挖出了窑中遗骨。五具遗体中，只有三具还能勉强辨出人形，另外两具已被石灰蚀得只剩碎骨。

当晚，王启彪等人将五位烈士安葬，然后分三组包围了保公所。

他们活捉了伪乡长范德先和保丁詹贤孝，但主谋殷克明嗅觉灵敏，提前逃进了深山老林。

王启彪在烈士坟前挖了两个坑，对范、詹二人说：“你们自己选，怎么死。”两人跪地求饶，哭得涕泗横流。

王启彪冷声道：“你们杀人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

他让两人在坟前跪了三个时辰，然后亲手用刺刀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之后，王启彪在殷克明家搜出了二十亩水田地契，将其当众烧毁，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

然而，在359旅主力离开后，国民党军卷土重来，殷克明带着还乡团捣毁了墓地，石碑被砸成三段，棺木被焚烧，遗骨再次被暴尸荒野。

村民们冒险把遗骨收集起来，藏在夹墙里，才没让野兽拖走。

1954年清明节，镇安县人民政府将五位烈士的遗骨，与七名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战士合葬于米粮寺村庙垭子。

每年清明，村里的老人会自发地去祭扫，他们说不清那段历史，只知道埋着的是好人。

而殷克明那个畜生，他在建国后被捕，经人民公审之后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