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理学勃兴与文风鼎盛的双重浪潮中，邵雍是独树一帜的“儒者诗人”。他虽未跻身朝堂核心，却以“安乐先生”之名享誉士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是理学阵营的重要思想家，在文坛则以“哲理诗”开创新风，成为宋代理趣诗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诗。

邵雍的贡献在于将理学思想融入诗歌创作，让抽象的“天人之学”变得可感可知；政坛上，他虽多次拒绝朝廷征召，却以著述与讲学影响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而他的诗歌，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以诗载道”，摒弃了晚唐五代的绮靡之风，用浅白如话的语言包裹深邃哲思，读来既如闲话家常，又引人回味天地人生之理。

据记载，邵雍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祖籍范阳，也就是现今河北涿州，后随父迁居河南共城，也就是现今河南辉县。他所处的北宋中期，社会趋于稳定，“重文抑武”的国策让文人地位空前提升，经济繁荣催生了市民文化，而理学也正从儒学中分化出来，试图为社会秩序与人生价值寻找哲学根基。

文化领域则呈现出“古文运动”余韵未消、理学思想渐成主流的格局，文人普遍追求“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邵雍的学术启蒙，受业于北宋隐士李之才，李之才将“象数之学”与“先天象数”传授于他，为其后来构建“先天学”体系与诗歌中的哲思埋下伏笔。

关于他的生平，流传着两则趣闻：一是“梅花易数”的传说，相传他曾见冬日梅花绽放，以易理推算出花开之因与后续之事，精准预言了邻人之事，虽略带传奇色彩，却也印证了他对易理的精通；二是“安乐窝”的故事，他晚年在洛阳定居，自筑居所名为“安乐窝”，每日晨起焚香静坐，午后则乘小车出游，所到之处士大夫争相迎候，他却始终保持恬淡，常与路人闲谈，其诗歌中“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的句子，正是这段生活的写照。

邵雍的家庭背景带着几分漂泊与书香，父亲邵古是饱读诗书的隐士，因避战乱多次迁居，虽未入仕，却始终以儒学教养子女。邵雍自幼聪慧，随父迁居共城后，曾在苏门山百源之上读书，“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苦读的经历让他打下了深厚的儒学与易学基础。与同时代文人不同，邵雍一生坚守“不仕”的选择，宋仁宗、宋神宗时期，朝廷多次征召他为官，他均以“愿守素志，甘为隐士”为由拒绝。

不过，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认为“治世不在位，而在道”，选择以著述、讲学与诗歌传播理学思想。其人生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苦读研学，中年周游各地印证所学，晚年定居洛阳著书立说，每一段经历都让他对“天人关系”与“人生安乐”有了更深的体悟，并化作诗句流于笔端。

邵雍的性格兼具儒者的严谨与隐士的恬淡，他待人宽厚，不喜争执，却对自己的学术与道德有着坚定的坚守。在洛阳居住期间，他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名臣交往密切，其中司马光与他最为投契，二人常一同游园论道，司马光还为他的“安乐窝”题写匾额；而在思想上，他受李之才的“象数之学”与儒家“中庸之道”影响最深，这两种思想共同塑造了他诗歌中的“平和之理”。

据史料记载，邵雍现存诗歌约1500余首，主要收录于《击壤集》中，其诗歌思想核心是“天人合一”与“安乐之道”，既探讨天地运行的规律，也劝诫世人追求内心的平和，而非外在的功名利禄。艺术魅力上，他的诗歌最大特点是“浅语深理”，不用生僻典故，不事雕琢，却能在平淡中见真意，如“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极简的语言勾勒出易理中的宇宙本源；从题材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类：一是“哲理诗”，阐释易学与理学思想；二是“闲适诗”，记录日常生活与田园之趣；三是“赠友诗”，表达与友人的交往之情，字里行间满是旷达与真诚。

他的诗歌，既是北宋理学思想的文学载体，也是一位隐士文人的人生独白。他以诗为“器”，将深奥的哲理转化为通俗的语言，让“道”融入烟火日常，这种“以浅见深、以俗见雅”的创作风格，不仅在北宋文坛独树一帜，更对后世的理趣诗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能让人在平淡诗句中，寻得一份面对生活的从容与智慧，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