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若林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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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05年版《百年西园》，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就义岳师门外

民国二年（1913 年），袁世凯以“乱党”“逆谋”“驻京刺探政情”等罪名通缉在京的部分江西议员。不知如何走漏风声，正在北京活动的徐秀钧随即被袁氏密令逮捕，解押至九江，禁锢在锁江楼里。军法处将他施以重刑，以致体肤腐烂，蛆虫滋生，惨不忍睹。公审时，强令他跪下，逼他招出“乱党”，他仍顽强挺立，慷慨陈词：“除国贼袁世凯及其走狗外，都是我们的党人！我胸怀磊落，为国为民，何罪之有！我是国事犯，可杀不可辱！”

来源：维基文库

当时在李烈钧部从戎的许德珩十分钦佩徐秀钧，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许知晓官场历来畏惧“洋人”，遂通过早期留学美国的周太赢、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面搭救。袁军听说库斯非欲出面营救，怕夜长梦多，旋于当年 9 月 1 日在西园东隅岳师门外将徐杀害，并将其头颅挂在西门口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民国五年（1916 年），袁世凯去世，时任浔阳公安局长的张育东曾在岳师门外立下一碑，题曰：“徐子鸿烈士就义处”。

浔人沉痛悼念

民国六年（1916 年）1 月 8 日，九江商绅学界刘廷琦、舒先庚、徐庭兰等发起追悼徐秀钧烈士大会，会场设在城内塔公祠（今柴桑小学）。各界到会者约二千人，挽联约二百余幅。戚省长及省议员多邮寄挽联，其中九江辛亥志士罗惺予《挽徐姑父子鸿》联曰：“褒尔何荣，罪尔何辱，平生果毅无前，应有千秋垂不；先死非悲，后死非乐，天下本基未奠，沦茫四顾欲谁依。”

九江镇守使吴金彪、浔阳道尹吴竹楼、县知事汪念祖以及省立第三中学、高等小学、第一、第二女校等师生皆莅会。省议会代表魏调元（九江籍）、杨赓笙（湖口籍）由省城南昌乘火车抵浔，即到会场。

下午二时追悼大会开始：先奏哀乐，次由许用之演述烈士事略，次各校学生奏哀歌，再由魏调元演说。其后各团体致祭词、行礼，礼毕徐氏家族答谢来宾，奏哀乐摄影散会。

葬地之纠葛

烈士徐秀钧为国事捐躯已久，尚未安葬。“今正李协和、王辅宜、赵友梅三君”派贺鑫常来九江与地方要人筹商迁葬事宜。请地方先垫洋若干购买葬地，待政府恤金领出即行归款。此办法得到九江地方同意，遂在自治项下拨洋一千元，在南门口外山川岭衣钵庵后购买赵姓山场一块，并设“迁葬事务所”于塔公祠内。

但所购之山与张姓坟山毗连，张姓葬有坟十余冢，“业经多年执有红契，管业不料”，赵姓所立契约将张姓坟山统写在内。此事为张姓所知，特邀“事务所”职员张云卿、马根伯等步量，令赵姓改契，赵坚不允。张拟赴法庭起诉，“事务所”为息讼紧急开会，与张姓诸君协商良久，赵仍不允。

事情未妥前，将购买地契送交九江县署，经裁定退出张姓坟山，并勒令赵姓减价一百元，以昭公允。这场坟地纠葛方得平息。

迁葬之仪式

烈士葬地落实后，迁葬事务所在民国六年（1917 年）3 月 25 日《申报》上刊载：“前众议院议员徐烈士秀钧灵榇择定四月十六日迁葬九江甘棠湖畔”。

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时，假塔公祠为斋地点，众人前往岳师门外迎枢入城，由八角石上正街出西门，转新坝横街，沿马路送至葬地——衣钵庵后山场。九江军、政、绅、商、学界来宾约二千人，每人赠迁葬银牌一块。沿途设席，路祭百处之多。九江镇守使、浔阳道尹、九江关监督、警察厅长、县知事均诣葬地设香案致祭。其余送葬诸人亦向灵枢行鞠躬礼，礼毕摄影散去。灵枢于是日申刻下葬。

故里之缅怀

烈士遗骨迁葬于大南门外衣钵庵后山场建墓。蔡元培撰《故众议院议员徐君墓碑》文云：“余惟君死国事，志虽不遂，视变节求利之徒远矣，矧为志同道合之交。”铭曰：“有愠于中，将乘时而行也。呜呼！徐君，坚志不忍，而忽焉以亡也。家之屯也，国之殃也。铭贞石以安其藏也。”碑文由徐炳勋（字致唐）以颜体书丹勒石。

烈士墓前立华表，罗惺予题墓联曰：“半岭墨云沉碧血；一湖明月照丹青。”又作悼亡诗《吊徐子鸿》——（全文从略，未作改动，仅整理标点）。

徐烈士生前曾瞻养亲侄徐宝璜在北大深造。蔡元培出掌北大校长，力主徐宝璜开讲《新闻学》，创中国新闻教学之先例。民国十九年（1930 年）5 月 29 日，因中风“晕厥”，倒在北京大学讲坛，两天后卒于协和医院，年仅三十七岁。

乡人感其叔父徐烈士之忠义，痛惜徐宝璜英年早逝，遂将西园大巷口内徐氏故居改称“鸿轩里”，取徐秀钧（子鸿）与徐宝璜（伯轩）字号中各一字，以启迪后人，永志不忘。

【编后记】

徐秀钧（1879-1913年），宇子鸿，九江人，民初著名反袁志士。原西园大巷口内有徐氏家族房产数幢，1930年后，乡人为缅怀徐子鸿之忠义，徐伯轩之博学，遂将叔侄俩人字号各取一字，命名其故居地名为“鸿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