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工人阶级的诞生并非单纯源于经济结构，而是历史经验、文化认同与集体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东亚社会，工人阶级的分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的劳动者在封建传统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分裂为“工人”与“打工人”；日本终身雇佣制的瓦解催生了“过劳死”与“穷忙族”；韩国财阀经济下的非正式工则挣扎于“金饭碗”幻象与临时合同的现实之间。这种分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产物，更折射出东亚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层矛盾：当传统等级秩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合谋时，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如何被肢解？
一、被建构的阶级：东亚工人阶级的历史困境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始终伴随着外力干预，而日本的“勤劳伦理”与韩国的“压缩现代性”同样塑造了独特的劳工意识形态。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曾被视为“企业家族”的象征，却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沦为“黑企业”横行的温床。年轻一代被迫接受非正式合同，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网吧难民”——这些被称作“穷忙族”的劳动者，既无法享受父辈的稳定福利，又无法摆脱“过劳死”的阴影。2021年，日本电通公司员工高桥茉莉因加班自杀案引发社会震动，fa yuan判决企业赔偿1.3亿日元，却未能撼动“以司为家”的畸形文化。
韩国的情况则更显撕裂。财阀经济下，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鸿沟堪比阶级差异。三星、现代等企业的“精英职员”享有高薪与福利，而占劳动力市场40%的非正式工却面临无保险、低保障的困境。2016年首尔清洁工ba gong事件中，kang yi者高呼“我们不是临时工，我们是人”，直指韩国社会对“契约劳动者”的系统性歧视。
这种意识形态的撕裂在东亚具有共性：当中国的外卖员正身兼数职时，日本“穷忙族”仍将加班视为“尽责”，韩国非正式工则幻想通过“考证”跻身正式工行列——阶级意识在结构性压迫中被彻底空洞化。
二、脑力与体力的割裂：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规训在东亚，权力与资本通过分化策略将劳动者切割为两大群体，但表现形式因地而异。
中国的“打工人”陷入“中产幻觉”，日本的“社畜”文化则将自我剥削神圣化。东京新宿的写字楼里，白领们用“社畜日记”自嘲加班至末班电车的日常，却仍将“凌晨三点提交企划书”视为职业荣耀；而大阪的物流中心，临时工因kang yi超时工作被贴上“不爱国”标签。这种分裂在韩国更为尖锐：首尔江南区的投行精英以“凌晨四点的咖啡”标榜奋斗，而光州的汽车厂工人则在流水线上重复“每分钟安装48颗螺丝”的标准化动作——两者都被困于“发展主义”的叙事中，却从未意识到彼此的命运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反观体力劳动者的抗争，东亚呈现出相似的血性。2022年，中国郑州富士康工人徒步返乡撼动产业链；同年，韩国Coupang物流仓库工人发动“冰桶ba gong”，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jing zuokang yi算法监控；日本亚马逊配送员则组成“配送者联盟”，公开揭露“小便必须在瓶子里解决”的非人待遇。这些事件证明：当剥削chi luo到无需文化包装时，团结仍是生存的本能。
三、从身份到工具：社会地位的隐形置换计划经济时代，东亚劳动者曾享有虚幻的政治光环；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地位彻底倒置为工具化生存。
中国的“三和大神”以“干一天玩三天”抵抗流水线剥削，而日本的“网吧难民”则蜷缩在2平方米隔间，用便利店饭团维持基本生存——两者的“躺平”都是对阶级上升通道关闭的绝望回应。在韩国，被称为“炸鸡临时工”的青年群体（因频繁转行卖炸鸡得名），即便拥有大学学历，也只能在零工经济中重复“炸鸡-快递-便利店”的循环，最终沦为“N抛世代”。
这种工具化在jing ying jie ceng同样触目惊心。上海陆家嘴的投行精英们用“财务自由”麻痹加班至凌晨的痛楚，东京虎之门的外资企业职员则通过“黑企业忍耐奖”自嘲非人待遇；首尔江南区的财阀职员即便年薪过亿，也要在团建中表演“忠诚舞蹈”以维系“金饭碗”。教育资本在此过程中完成异化：北京中关村程序员为35岁裁员焦虑而疯狂考证，大阪IT工程师则因“过劳死预备军”身份持续服用抗抑郁药。
更具讽刺性的是，工具化催生了反向身份建构。中国“打工人”梗从阶级批判滑向全民自嘲，日本“社畜”文化衍生出萌化表情包，韩国青年甚至将“di yu朝鲜”改编为流行音乐——当痛苦被娱乐化消解，反抗便失去了靶心。相比之下，东亚体力劳动者的抗争更具实质意义：2023年韩国仁川机场保洁工通过绝食争取到直接雇佣，而2023年日本某制衣厂工人集体BA GONG，迫使地方ZF约谈企业恢复福利，这些行动直指劳动工具化的本质。
四、全球化镜鉴：东亚劳工运动的困境与微光中国的劳动者分化并非孤例，日韩的案例更凸显全球化下的共性困局。
日本“过劳死”一词诞生于1980年代白领群体，如今每年仍有200余人因加班猝死；韩国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0%以上，“N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生育）的绝望与北京“三和大神”的躺平形成镜像。但差异同样显著：韩国工会联合会（KCTU）通过大规模ba gong迫使ZF提高最低工资，而日本工会却因“企业别工会”制度碎片化，难以形成全国性力量。
更具东亚特色的是教育资本的异化。在首尔鹭梁津的考试院里，无数青年为进入财阀企业啃噬参考书，最终却沦为“就业冰河期”的牺牲品；而东京的“塾文化”将补习班变成阶级再生产工具，使得“东大毕业生进投行”成为新种姓制度。这种“学历通胀”现象，与中国“打工人”通过“996”换取“房贷中产梦”何其相似。
五、寻找消失的共同体：跨越国界的劳动觉醒东亚的“工人”与“打工人”如同镜子的两面，但微弱的联合正在萌芽。
2023年，中日韩劳工组织首次召开跨国论坛，共享对抗算法剥削的经验；韩国“青年团结工会”与日本“自由职业者协会”联合发起“零工经济权利宣言”；在中国，程序员与外卖员开始合作破解平台算法。这些行动暗示着某种可能：当首尔的外卖员发现自己的GPS轨迹与东京配送员的路线被同一套算法优化时，当上海程序员与大阪IT工程师同样因“敏捷开发”透支健康时——脑力与体力的人为区隔终将被戳破。
结语在星巴克的拿铁与工地盒饭之间，在首尔的写字楼与大阪的物流中心之间，东亚劳动者正逐渐意识到：无论身穿西装还是工装，他们都在为同一套系统燃烧生命。或许唯有当深圳的“三和大神”与东京的“网吧难民”握手，当北京的程序员与首尔的非正式工共享ba gong策略时，被肢解的阶级认同才能重新拼凑成抵抗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