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43 岁的王瑾瑜。她和前夫杨某离婚已 9 年，却被 780 万巨债缠了整整 9 年，没签过一张借条、不认识一个债主，却 19 次站上被告席，法院认定这些是 “夫妻共同债务”，她从 34 岁的公司高管，熬成了背着案卷四处奔走的维权者。
王瑾瑜和杨某是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四年后重逢相恋，2012 年领了结婚证。她当时在公司做高管，月薪可观，杨某在建筑行业承包工程，在外人看来是妥妥的郎才女貌。婚后三年，杨某常以工程资金周转为由，频繁向她借钱，还让她向贷款公司借了数十万。
2016 年春节前，十多天没回家的杨某突然来电，语气急促让她 “赶紧搬走”，说债主马上要上门。王瑾瑜这才知道，丈夫竟背着自己欠了巨款。为了帮杨某填补窟窿，她不得不把自己婚前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其中一名债主。同年 4 月，两人在成都高新法院协议离婚，原以为这是解脱，没想到却是长达九年诉讼的开始。
杨某躲债失联后，王瑾瑜成了债主们的追索目标。目前已知的三笔债务就有 435 万、210 万、135 万，总计 780 余万元，债主兰某某、陈某某、董某某都把她和杨某列为共同被告，要求连带还款。
这些诉讼从 2016 年陆续开始，每一场都充满曲折。435 万的案子，阿坝州金川法院先是调解、判决她担责，王瑾瑜不服，说自己是 “被调解”“被开庭”，审判程序有问题，向四川高院申请再审。四川高院认定原判决有误，裁定成都金牛法院再审，可今年 7 月，金牛法院再审还是维持原判，她只能再上诉到成都中院。
210 万的案子更离谱，2019 年成都金牛法院判决她担责时，她压根没收到开庭通知，属于 “被缺席” 审判。后来她还发现，案件文书时间错乱、债务金额不一致，怀疑存在 “先判后审” 的程序违法，申请再审后，今年 7 月依然是维持原判。135 万的案子也是类似情况，她质疑程序却没能改变结果，如今三个案子都在成都中院的上诉审理中。
9 年来，王瑾瑜的案卷堆起来有半人高，里面全是上诉状、证据材料和判决书。她想不通，自己对这些借款既不知情，也没签过一个字，甚至有的借款发生在离婚后，为什么要和前夫的债务捆绑在一起。庭审中，她提交了自己的收入证明，说婚后家庭没有大宗开支，银行流水显示她转给杨某的钱比收到的还多，可这些都没被采纳。
法院的判决理由很一致：一是双方财产混同，婚姻期间杨某频繁向她转账，她的账户用于还房贷、消费和取现，客观上共享了杨某的工程利益；二是她参与了经营，帮杨某筹集资金、办理 “以房抵款”，房款曾进入她的账户，这就是参与经营的证明。
对此王瑾瑜满心委屈，她觉得自己协助转账、过户，只是夫妻间的正常帮扶，房款进了她的账户后，很快就转入杨某及其指定账户，自己根本没受益。而且杨某团队的员工也做过类似工作，不能单凭这一点就认定是夫妻共同经营。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部分债主对借款时间、金额的陈述都有矛盾，前夫杨某在自述里也提到，借条是被迫写的，还代签了她的名字。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的林小明律师说，2018 年最高法就出台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核心是 “共债共签”，只有双方共同签字、用于家庭日常需要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才算夫妻共债。四川分忧律师事务所的王仁根律师也补充，婚姻存续期只是前提，不知情、未受益的债务不该共担，王瑾瑜的协助行为更像是夫妻间的帮扶。
不过林律师也提到，夫妻间大量转账，或者一方用另一方账户经营，可能会被认定为知情。所以王瑾瑜需要针对性收集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知情、未受益。
庭审时，债主兰某某也同情她 “嫁错了人”，但又说 “找不到杨某，只能找你”，还表示如果王瑾瑜能还 10% 的借款，就考虑不再起诉她。从 34 岁到 43 岁，人生最好的十年，王瑾瑜都耗在了这场诉讼里，她从干练的高管，变成了满脸疲惫却眼神倔强的维权者。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这事到底该怎么算？《民法典》第 1064 条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或者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超出日常需要的，除非债权人能证明是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否则不算共债。
本案中，王瑾瑜没签字、不知情、未追认，债主也没能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按规则不该让她担责。但法院认定的 “财产混同”“参与经营”，是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的点。
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夫妻相处一定要留个心眼。第一，不随便帮对方签借条、走大额账，尤其是涉及工程、投资等大额资金；第二，婚前财产要明确区分，婚后尽量避免账户混用，大额资金往来要留好凭证；第三，若对方在外欠债，及时留存 “不知情、未受益” 的证据，比如自己的收入证明、家庭开支记录；第四，遇到 “被负债”，坚决质疑程序合法性，收集证据反驳 “共同经营”“共享利益” 的认定。
客观说，法院基于财产混同和协助行为作出判决，有司法实践的考量，但王瑾瑜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那么你觉得，王瑾瑜该承担前夫的 780 万债务吗？是法院的认定合理，还是该按 “共债共签” 判她无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