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大封藩王，看似目光短浅，甚至可以说愚蠢，实则是很精明的一招，并且只是权宜之计，也有削藩的心思，只是后世帝系转移的意料之外的发展，打破了他的生前计划，使得藩王制度只留下危害性一面，并且越来越大。
朱元璋为什么要大封藩王呢？
因为他借鉴了唐宋的历史教训，唐朝一开始是崇文尚武，还算是平衡，结果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玩脱了，酿成安史之乱，虽然唐朝没有因此灭亡，但也是元气大伤，并且形成地方藩镇，直到唐朝灭亡，再变本加厉成为了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
宋朝建立以后，有鉴于唐朝还有五代十国的畸形重武轻文，矫枉过正，形成了另一个畸形之重文轻武，虽然保证了内部不会出现藩镇，不会有武将拥兵作乱，但也使得军队战斗力羸弱，因此先是北宋的靖康之耻，再是南宋的崖山海战亡国。
因此朱元璋在开国以后，别出心裁的想出另一条路，那便是我虽然重武轻文，但真正的重的是藩王，是以武制文，再以藩王制武，大封儿子到关键的战略要地和边疆，让藩王承担着戍守疆土的重要职责，要以藩王拱卫皇室。
这个方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像以朱棣为代表的边疆九大塞王，在抵御北元南下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朱元璋还借鉴汉晋时期的藩王权力过大，如同国中之国一般，酿成了七王之乱和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对于藩王制度的设计很是精心，藩王只有军事权，而且只拥有三护卫的有限兵权，并没有一家独大。
像朱棣这种表现优秀的塞王，虽然可以节制北平各卫将士，但不等于可以控制北平各卫，对于地方行政权，藩王是无权干涉，更是影响不到中央朝廷的决策，最后是形成明朝藩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
朱元璋还通过祖训，禁止藩王擅离封地、私通官员、干涉司法，避免藩王离开封地与其他藩王联合在一起，也避免藩王干预行政事务，将手越伸越长。
整体来说，朱元璋的设计很巧妙，藩王可以起到供卫皇室的作用，但又威胁不到中央朝廷，像燕王朱棣那样的强藩，面对一个乳臭未干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也是没什么反抗能力，都是先将3个儿子送到南京当人质，又是装疯卖傻，后来等到朱允炆对他动手时才殊死一搏，又通过自己在军队的影响力，还有朱允炆的一系列昏庸操作，才获得了胜利。
正常来说，除非整体藩王联合在一起，才可以对中央朝廷形成威胁。而且朱元璋的构想之中，藩王不是只拿吃饭不出力的群体，虽然藩王的待遇很高，但也是要实打实的出力。
同时朱元璋对于藩王制度的设计有可能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就那种待遇，藩王以后肯定会成为明朝的巨大财政负担，这点他不可能不考虑，但是他不忍心对儿子动手，而且藩王制度刚刚运行成熟，他如果削藩需要重新分配权力格局，很明显他晚年已经没有那种精力。
不过朱元璋晚年与皇太孙朱允炆讨论藩王的事情时，朱允炆说道藩王如果威胁到中央朝廷怎么办时，朱元璋并没有反驳，反而是问朱允炆该怎么办？
朱允炆难得聪明的回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朱元璋回道：“是也，无以易此矣”。
这说明朱元璋是同意朱允炆削藩的，但是需要柔性削藩，不能太严苛的削藩，他的本意应该是当中央朝廷运行步入正轨以后，迁都西安，直接是以皇帝守边，再将世袭罔替的藩王制度进行改正和纠正，本来正常情况下，嫡长子朱标做这些没问题，但是没想到朱标死在他前面，所以他只能寄希望孙子朱允炆。
结果没想到朱允炆嘴上说的好听，登基以后是霸道削藩，马上将几位藩王叔叔废为庶人或是禁锢或是流放，还逼死了十二叔湘王朱柏，得罪了藩王集团，并且重文轻武，使得武将集团很是不满。
因此朱棣起兵以后，藩王集团是隐性支持他，诸如同为塞王的宁王朱权，朱棣能很轻易夺了他的兵权，并不是朱权愚笨，而是朱允炆那种削藩方式大家都不同意，还不如假装糊涂的把军队“借”给他对抗朱允炆，事成了，藩王们会得到保全，事不成，就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行，反正落不下造反的罪名。
还有不少武将马上是降了朱棣，也使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难度下降，之后朱棣采取斩首行动，长途奔袭南京时，途经之地的手握重兵的武将大部分也没有拼死抵抗，只是重点守好自己的地盘，而非供卫南京，也没有军队去南京及时勤王，最后是朱棣到了南京金川门，李景隆和谷王便是打开城门迎朱棣进城，使得他轻松拿下易守难攻的南京。
可以说朱允炆的一连串昏庸操作，使得中央朝廷对单个藩王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局面被彻底打破，最后更是被赶下皇位。
朱允炆的失败也等于是变相坑了爷爷朱元璋一把，本来后世皇帝如果对于藩王制度进行修正的话，也不至于使得朱元璋背负骂名，或者哪怕维持让藩王既吃饭又出力的局面，那朱元璋的骂名也不会那么大。
但是朱允炆一失败，朱棣一上台，就开始全面否定他，他要削藩，朱棣肯定不削藩，并且为了获取藩王集团的支持，更是不能削藩，因此最后是不伦不类的只削了藩王的三护卫兵权，却保留其经济特权，使得藩王成为只吃饭不出力的畸形团体，成为明朝财政上的巨大负担，使得藩王制度彻底成为一大畸形，而朱元璋这个创建者，自然是成为了最大背锅侠。
至于藩王在权力格局中起到的巨大制衡作用被取消以后，明朝皇帝则是开始新一轮的试验，以文制武，又以勋贵集团制文，还以宦官势力制衡文武，等到土木堡之变，勋贵集团近乎团灭，甚至可以说是断代以后，宦官势力又被抬上更高的制衡位置，最后明朝的宦官之祸，堪比汉唐，造成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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