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叹息的由来1985年，徐向前在回忆录定稿时，把钢笔停在稿笺上良久，补写一句：“闻天同志是忠诚的革命者，可当年要是能完全照着毛主席的主张来，红军或许能少遭些磨难。”
这句话不是即兴感慨，而是沉淀了50年的战地思考：从鄂豫皖到川陕，从西路军惨败到草地分兵，每一次重大曲折，几乎都与“听不听毛泽东”直接相关。
福建事变——第一次“如果”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反蒋，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与红军并肩。毛泽东提出“三条件”配合作战，打破第五次“围剿”。博古把谈判当宣传，李德更斥之为“与军阀勾结”；张闻天虽倾向联合，却未能坚持，最终红军坐视十九路军被歼，蒋介石回师全力围赣，红军陷入更严密的堡垒线。
徐向前当时率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鏖战，事后叹道：“福建一失，四面都是铁板，我们成了夹心饼。”
广昌血战——“单纯防御”的代价1934年4月，中革军委决定“死守广昌”。张闻天在会上力主“运动歼敌”，反对与敌拼消耗，却被博古扣上“右倾”帽子。十八天硬仗，红军伤亡五千，杀敌仅两千六，参战兵力折损四分之一。徐向前回忆：“电报里每一行伤亡数字，都像钉子钉在心上。”
广昌惨败使“博洛矛盾”公开化，也让张闻天第一次意识到：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并非“游击习气”，而是保存主力的唯一生路。
长征路上——从猴场到苟坝，两次“多数暴政”1934年12月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主张折返与二、六军团会合，实质把红军送入敌军口袋。毛泽东强烈反对，张闻天此时站到毛一边，会议首次限制“三人团”独断，为遵义会议铺路。
然而仅隔两月，苟坝会议上，红一军团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政治局多数赞成，毛泽东独察危局：守军工事坚、援军四集，一旦受挫，红军将陷绝地。表决结果：毛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逐个说服周恩来、朱德，才紧急收回成命。
徐向前事后评论：“军事民主不等于多数人说了算，有时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里；闻天同志那一票，分量本可更重。”
草地分兵——“理论家”的致命直率1935年8月，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张国焘按兵不动，毛泽东连电催促北上。张闻天在总政刊物拟文《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点名批张，陈昌浩拍案：“这是挑拨四方面军！”毛泽东劝张“枪口先对外，再谈家事”，张仍坚持发表，使裂痕公开化。
9月，张国焘突然电令右路军南下，徐向前、陈昌浩一夜无眠。徐帅晚年回忆：“若当时中央口径一致，先稳住张国焘，再慢慢解决，或许不会走到另立中央。”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千里讨饭回延安，1937年初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活着回来就好！”而对张闻天在总结会上“严词追责”，徐帅记下的是鞭策，也记下“团结”二字的代价。
性格与路线的双重错位徐向前务实寡言，认定“打得赢才是硬道理”；张闻天逻辑严整，习惯先条文后实际。1942年整风座谈，张闻天旁征博引谈“组织原则”，徐向前一句“前线那么多麻烦，理论先放一放”，会场顿时冷场。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外交，徐向前管军训，两人见面只点头寒暄。1956年八大休息室，同行打趣：“老首长这么生分？”徐笑答：“都忙。”一句“都忙”，掩住半世纪的分歧。
晚年回望：历史不是算账，但得有交代1985年，徐向前最后一次系统审改回忆录，对秘书轻轻说道：“闻天是好人，可斗争尖锐时，更得看主席怎么把弯子转过来。”他在定稿里补写一行小字——“不该让敌人看笑话”。
这句补白，浓缩了他对张闻天的全部评价：
——理论修养无人可及，关键时刻却少了“团结优先”的弹性；
——若早一步在福建事变、广昌战役、苟坝会议、草地分兵四个节点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红军或许“少走弯路”，西路军两万精英或可保全。
历史没有如果，但教训永存：方向一旦偏差，个人的锐气越盛，震荡越大；而“听毛主席的”，在徐向前眼里，就是“听实践的、听多数指战员活下来的那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