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系东北军里，杨宇霆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深得张作霖的信赖，在张作霖于皇姑屯遭遇不幸之后，其实是不乏有人支持他成为新一任掌权者的有力候选人的。要知道，杨宇霆在奉系内部向来颇有威望，他能力出众，在军事谋略、治理地方等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才能，这些都是部分人支持他的重要原因。然而，当时元老派的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对杨宇霆持有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杨宇霆也只能无奈地发表通电，表示自己对帅位并无觊觎之心，并且承诺会秉持大帅的遗志，竭尽全力去稳定东北的局势。
然而，他后续的行事作风极为霸道蛮横。在对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时，总是颐指气使，满是命令的口吻，仿佛压根就没把张学良当作一回事儿，全然不将其放在眼里。这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态度，无疑是在张学良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要知道，张学良并非等闲之辈，他在当时的局势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如此傲慢无礼的对待，怎能不心生怨愤？而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致使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这就好比在人际关系的复杂棋局中，一方的过度强势和不尊重，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抵触和反击，从而打破原有的平衡，引发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
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少主诛权臣”这种戏码并不鲜见。然而，张学良决定对杨宇霆采取行动之前，却发生了一桩极为怪异的事情。张学良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忆道：“在诛杀杨宇霆之前，我对那些神神鬼鬼之事从不轻信，可在杀了他之后，我却不得不信了。”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影响可谓是极为深远的，其影响力一直绵延到西安事变前夕。彼时，他竟然也是借助同样奇特的方式才下定了决心。可以想象，张学良这样一位经历诸多风雨的人物，在其行事风格上通常是有着坚定的理性和果敢的判断的。在古代的政治格局里，少主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对权势过重的臣子痛下杀手，这往往是出于对权力平衡的考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政治手段。但张学良所面临的情况，却因为这件怪事而变得不同寻常。这表明这件事已经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世界，足以打破他以往的观念体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经历了一件违背自己认知常理的事情之后，这件事会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他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对于张学良来说，杀杨宇霆之前的他不信邪，这符合他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所应有的理性和果断。可是那件怪事的发生，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巨石，泛起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以至于到了西安事变之前，他依然会因为类似的情况而做出决定性的抉择，这足以证明这件事在他的人生轨迹和决策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杨宇霆于1885年降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五月乡蛇山沟村。他自10岁起便踏入私塾开始求学之旅，在16岁时便成功考中秀才，可见其天资颇为聪慧伶俐。然而，1905年，风云变幻，清朝颁布政策废除了科举制度，转而开始引入西式学堂的教育模式。这一重大变革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杨宇霆的求学轨迹。在科举制被废除的大背景下，他不得不无奈地放下那些曾经日夜诵读的圣贤之书，转而前往奉天中学，一切从头开始学习新的知识体系。毕竟，旧有的科举之路已被截断，他若想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时代的浪潮中前行，适应新的教育模式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彼时的中国，正深陷于内忧外患的泥沼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杨宇霆乃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才俊。目睹国家的岌岌可危，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投笔从戎，期望凭借武力来报效自己的祖国。杨宇霆的这一伟大志向，得到了堂兄的大力支持，在堂兄的慷慨资助下，他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在日本，他成功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进行深造。经过长达四年的刻苦学习，他学富五车、满载而归，回到国内后荣获清朝授予的中尉军衔，随后被派遣到吉林去统领军队。这一历程不仅体现了杨宇霆个人的壮志豪情，更反映出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在国家面临困境时的共同选择。内忧方面，国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割据纷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外患层面，列强环伺，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杨宇霆这样的热血青年深知，只有掌握军事力量，才有可能抵御外敌、平息内乱，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当时以其先进的军事教育理念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体系闻名于世，杨宇霆前往该校学习，也是为了获取更为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以便回国后更好地为军事事业贡献力量。
可那个时候啊，大清王朝已然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杨宇霆呢，尚未能等到那能够让自己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大好时机，就不得不开始寻觅其他的生路了。所幸的是，他具备一定的军事理论素养，毕竟这军事理论可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知识，那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钻研的。而且他是东北本地人，这一点也给他提供了不少便利。凭借着这些优势，他顺利地进入了东北讲武堂担任教官。这东北讲武堂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可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学府，是培育军事人才的重要摇篮，杨宇霆能进入其中任职，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杨宇霆凭借着深厚扎实的军事素养和功底，成功赢得了张作霖的青睐与赏识。1913年的时候，他便被张作霖召唤到奉天，开始担任军械厂兵器科科长这一职位。在历经两年的磨砺与沉淀之后，他凭借自身卓越的能力顺利晋升为军械厂厂长。时间来到1916年，此时张作霖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了奉天督军兼省长，而杨宇霆也凭借自身的才能和之前积累的功绩，再一次得到提拔，被擢升为督军署参谋长。从杨宇霆的晋升历程来看，他的每一次晋升都是自身能力的一种体现。1913年能被张作霖选中前往奉天任职，这足以证明他在军事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和潜力，才能够在众多人当中脱颖而出。而担任兵器科科长期间，他必定是在武器管理、军事装备知识等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否则也不会仅仅在两年之后就升任厂长。到了1916年，张作霖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他需要更为得力的助手，杨宇霆能够在这个时候成为督军署参谋长，更说明了他在军事战略谋划、军事指挥调度等多方面有着过人之处，能够满足张作霖在新的职位上对助手的高要求。这一系列的晋升历程，就像是一级级坚实的台阶，见证着杨宇霆在军事领域逐步上升的轨迹。
张作霖堪称一代枭雄，他对杨宇霆的器重可不单单源于其带兵之能，杨宇霆背后那广泛的人脉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回溯到1918年，杨宇霆与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徐树铮携手合作，于秦皇岛将冯国璋多达两万多条枪一举劫走。这一事件意义非凡，要知道，这些军火如同及时雨一般，让奉系凭借着它们扩建了整整7个混成旅，奉系的实力由此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在当时那个局势错综复杂的年代，军阀之间的竞争犹如一场激烈的博弈，而军火无疑是其中极为关键的筹码。杨宇霆能够成功策划并实施抢夺军火这一行动，足以证明他在人脉关系运用方面的能力。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期，有了人脉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信息和支持。杨宇霆背后广阔的人脉网络，能够为张作霖的奉系带来诸多潜在的利益，无论是军事上的援助、政治上的同盟，还是获取各方情报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张作霖重视杨宇霆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番情形下来，张作霖不禁觉得自己当真没有看错人啊，满心欢喜之下，就封杨宇霆为“援湘军”副司令。可张作霖到底还是低估了杨宇霆的勃勃野心。你瞧，杨宇霆和徐树铮一经合谋得手，那贪婪的心思就开始膨胀起来。这两人竟然胆大包天地冒领了数额高达370万的军款，随后私自组建了4个新兵旅。他们这般行径，看上去仿佛有着想要自立为帅的企图。杨宇霆本就不是个安分守己之人，之前在张作霖麾下做事，可能就暗藏着不轨之心，这次和徐树铮的合谋事件不过是他野心暴露的一个契机。他妄图通过冒领军款、私自组建军队这种手段，在军队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逐步摆脱张作霖的控制，进而实现自己自立为帅的野心。这种行径无疑是对张作霖的背叛，也是对军队纪律的公然践踏。
这件事情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之后，张作霖毫不犹豫地就撤掉了杨宇霆的职位。彼时的杨宇霆，自身的力量还未发展到足以与张作霖抗衡的程度，于是只能规规矩矩地在北京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三年时光。要知道，张作霖在当时的东北可是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往往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杨宇霆虽然也算是有一定能力之人，但在张作霖的权势笼罩之下，他还没有积攒起足够雄厚的资本，无论是人脉资源还是军事力量等方面，都难以与张作霖进行正面的较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默默接受被革职的命运，在北京过起了赋闲的日子，这一闲就是漫长的三年。
1921年的时候，直系与奉系联手把皖系给打败了。这之后啊，两派之间就隐隐约约地有了反目成仇的态势。张作霖呢，心里可就犯嘀咕了，他发觉周围的这些人啊，军事方面的理念简直是陈旧迂腐得很，就凭这样的军事素养，要跟直系去对抗，那可太难了。这时候，他突然就又想到了杨宇霆。而杨宇霆呢，那可是个相当机灵的人，这个大好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于是，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打这之后，杨宇霆就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给张作霖出主意、想策略，一门心思地搞兵工厂建设。你可别小看这兵工厂，在当时的军事格局下，兵工厂可是非常关键的存在。它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武器装备，这对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就这样，杨宇霆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获取了张作霖的信赖。
杨宇霆在其最风光无限之时，堪称张作霖麾下的“头号智囊”，如同“宰相”一般的存在。张作霖文化水平有限，识得的字并不多，所以每当处理文件时，总是依赖他人为其朗读内容，自己则口头给予答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个为张作霖朗读文件、出谋划策并且撰写批示的人，正是杨宇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愈发发展到极致，各类文件统统被送到杨宇霆那里，张作霖仅仅在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文件中的具体事由，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了。从这种工作模式不难看出，杨宇霆在张作霖的军政事务管理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张作霖作为一方军阀，统治着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军政事务纷繁复杂，每天需要处理的文件数量必定相当可观。而他识字不多这一情况，无疑在处理文件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杨宇霆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体系中逐渐承担起了大量的工作，这不仅显示出他自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谋略，更表明他深得张作霖的信任。这种几乎全权代理文件处理事务的情况，足以证明他在张作霖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之大，就如同宰相在封建王朝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许多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般的信任程度啊，要是搁在古代，那可就如同宰相一般的地位了呢。然而，杨宇霆这个人颇为奇特，他和奉系里的绝大多数人都相处得极为糟糕。在奉系这样一个势力团体当中，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人员众多且来自不同的背景。要在其中站稳脚跟并且与他人和谐共处，需要具备诸多的社交智慧和包容能力。但杨宇霆却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似乎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行事风格上，他都与奉系中的大部分人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就导致他在这个团体里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张学良，这位被人们称为“少帅”的人物，对郭松龄可谓是极为器重喜爱。郭松龄最终走上反叛之路呢，这其中杨宇霆可是脱不了干系的。当时的情形颇为复杂，郭松龄的反叛背后有着诸多因素的交织，而杨宇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是关键。张学良原本是有心饶郭松龄一命的，毕竟郭松龄曾经是他极为看重之人。然而，在杨宇霆的进言之下，张作霖做出了枪决郭松龄夫妻的决定。这一事件的发展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环推动着一环。张作霖作为当时东北的重要人物，他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边谋士的影响，杨宇霆的建议在这件事情上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学良呢，出于对自己父亲张作霖的敬重，他不可能将怨恨指向自己的老子。于是，这笔账自然而然地就被他算在了杨宇霆的头上。这就像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在无法对直接决定者抒发内心愤懑的时候，那个间接导致结果产生的人就成了情绪的宣泄口。张学良内心的这种转变，既有对郭松龄的惋惜与愧疚，也有对杨宇霆多管闲事的不满与怨恨。
在北伐战争的后期阶段，北洋政府已然是强弩之末，诸多势力皆已式微，唯有张作霖麾下的奉军还尚存一战之力。此时的张作霖，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内心对于是撤兵后退还是奋勇迎战，颇为踌躇。而奉军中的其他元老派呢，他们对杨宇霆也是满心厌恶。这其中有着诸多复杂的缘由。要知道，元老派在奉军中地位尊崇，他们历经风雨，在奉军的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杨宇霆在奉军中虽然也颇具权势，但他的行事风格、决策主张等方面与元老派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日积月累，逐渐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元老派从心底里对杨宇霆产生了厌恶之感。这种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奉军在当时复杂局势下的战略决策走向。
彼时，奉军元老派大多怀揣着“保境安民，退回老家”这样的想法。然而，杨宇霆却截然不同，他竭力鼓吹“向外扩张”的策略。张作霖呢，在二者之间选择了相信杨宇霆。可这一抉择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奉军在关内遭遇了极为惨痛的失败，那败绩简直惨不忍睹，最后只能慌慌张张、狼狈不堪地逃回东北。而张作霖更是厄运难逃，在皇姑屯被炸死，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也正因如此，元老派们对杨宇霆就更加没有好感了。毕竟，张作霖听信杨宇霆的主张才导致了这样一系列的悲剧发生，从奉军的惨败到张作霖的身亡，这一系列事件都与杨宇霆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在元老派看来，杨宇霆的“向外扩张”主张，就像是一剂毒药，看似诱人，实则带来无尽的灾祸。他们原本期望的“保境安民，退回老家”，本是一种稳健保守、有利于保存实力的策略，却被杨宇霆的激进主张所取代，这无疑是将奉军推向了危险的深渊。所以，元老派们不喜杨宇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张作霖尚在人世之际，杨宇霆就已然萌生出自立的念头。想那张作霖生前，杨宇霆就颇具野心，怎会甘心久居人下。待张作霖不幸被炸身亡之后，他内心的这种想法又怎会轻易消逝呢？彼时奉系退回东北，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奉系元老派众人皆一致力挺张学良。面对如此局势，杨宇霆审时度势，只好退而求其次。他表面上把名分拱手让给张学良，实则以东北实际当家人的姿态自居。这一行为的背后，实则是他野心与权谋的另一种体现。在当时奉系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元老派的支持对于权力的归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学良得到元老派的拥护，这使得杨宇霆难以直接篡夺权力，于是他选择了这种看似妥协，实则暗藏玄机的策略，妄图在东北事务中继续保持自己的绝对影响力。
杨宇霆到了后期，全然没把张学良瞧在眼里，二人之间的争吵屡屡发生。在东北易帜之前，杨宇霆仰仗着自己和日本人那点关系，妄图让东北维持割据的局面，于是便极力劝阻张学良，让他不要应允国民政府的要求。要知道，张学良可不是那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之人，他有着自己的主见和对局势清晰的判断。当时的东北，处于各方势力觊觎的焦点位置。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妄图将其据为己有，杨宇霆与日本人有往来，这层关系让他的想法变得复杂起来。他或许觉得在割据状态下，自己能在东北获取更多的利益，又或者是受到日本人的某些蛊惑。然而，张学良深知，东北若想有更好的发展，保持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实现易帜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张学良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坚定地促成了东北易帜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张学良对东北发展的长远考量，更展现出他不愿受他人摆布，敢于冲破重重阻碍做出符合地区和国家利益决策的决心。
当知晓张学良并未听从自己的意见后，杨宇霆不禁怒火中烧。就在奉系高层与国民政府派遣的代表进行合影之时，杨宇霆竟然直接甩袖离开，全然不顾及张学良的颜面，这一举动让张学良陷入了极度的难堪境地。要知道，在当时的奉系集团内部，张学良作为重要人物，有着相当的威望和影响力，而杨宇霆同样也是位高权重。在这样一个场合下，众多高层齐聚，国民政府的代表也在场，本应是一个展现团结、和谐氛围的时刻。然而，杨宇霆却因为张学良不听从他的话而做出如此冲动的行为。这不仅是对张学良个人的不尊重，在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奉系集团与国民政府之间微妙的关系平衡。张学良在奉系集团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决策和行动往往影响着整个集团的走向。而杨宇霆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公众场合给张学良来了一个下马威，让张学良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这无疑是对张学良权威的一种挑战，也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埋下了隐患。
话说有那么一天，杨宇霆前往找张学良商议事务。彼时，张学良尚未起身，可杨宇霆全然不顾其他，竟径直破门而入，对着张学良便是一通数落。他斥责张学良，都已日上三竿了还在卧榻之上，如此懒散，怎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呢。这一番指责，可把张学良气得不轻，当下就回怼道：“我要是干不了大事，那你来啊！”张学良身为一军之帅，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与习惯。在自己的宅邸之中，本应享有一定的私人空间和应有的尊重。而杨宇霆这般不管不顾地强行闯入，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失礼的行为。更何况，他还以如此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张学良加以训斥，这无疑是对张学良权威的一种挑衅。张学良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一军之首，面对这样的冒犯，自然会心生不满，从而作出那样针锋相对的回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7年1月7日，杨宇霆为其父操办寿宴。当日，东北的官吏们不论职位高低，纷纷携礼前来，众多高官云集杨府，那场面甚是热闹。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出于情分考量，也亲赴寿宴道贺。当夫妇二人踏入杨府之时，有人高呼“总司令到”，然而，大多数宾客却依旧自顾自地沉浸在牌局之中或是闲聊闲扯，起身迎接者寥寥无几。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有着诸多潜在因素。当时的东北官场，或许在杨宇霆长期的权势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官场生态。这些宾客们的表现，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张学良的到来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从侧面体现出杨宇霆在当地官场中的威望和势力之大，让这些官吏们觉得即使是张学良前来，也不必太过在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时官场风气较为散漫，他们在这种社交场合更多地自身的娱乐和交际，缺乏对礼仪和官场层级应有的尊重。这种看似平常的场景，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东北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潜在的权力格局。
当杨宇霆返回府邸之时，随着一声“总参议到”的呼喊，在场的所有来宾皆齐刷刷地全体起立。这般场景，若是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瞧见了，必定会错以为杨宇霆才是掌控东北大权之人呢。张学良目睹此景，当下心中便涌起了杀念。要知道，在当时的东北，张学良身为少帅，乃是名正言顺的东北领导者。然而杨宇霆这种一出场便让所有人起立恭迎的架势，无疑是一种越权的表现。在那个讲究等级秩序和权力归属明确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行为是对张学良权威的公然挑战。再者，东北的事务纷繁复杂，需要张学良这样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权威来进行决策和管理。杨宇霆的行为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张学良心中的不满和猜忌自然会与日俱增，这也就为他之后起了杀心埋下了伏笔。
说到底，杨宇霆始终未能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他老是错把自己当作大帅一般的角色，对待张学良就如同对待晚辈一样，肆意地加以训斥。这种张狂骄横的行事风格，无疑是在自掘坟墓，为他自己的死亡早早地埋下了祸根。杨宇霆在当时的奉系集团中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他却忘记了张学良作为张作霖之子，在奉系中的特殊身份以及潜在的领导地位。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张学良个人的不尊重，更是对整个奉系内部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的一种挑战。在那个讲究尊卑有序、权力层级分明的年代，杨宇霆如此行事，必然会引发众多的矛盾和不满。张学良作为年轻的领导者，需要的是尊重与支持，而不是杨宇霆这种近乎僭越的训斥。杨宇霆这种不知收敛的张狂，就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最终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落得个身死的下场。
1月10日那天，杨宇霆协同他的好友常荫槐一同前来找寻张学良。他们此来可是带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且还指定了常荫槐来担当这个公署的负责人。当他们见到张学良的时候，还没等张学良有所表示，杨宇霆就极为迅速地拿出了自己早已拟好的条文，还一个劲儿地催促张学良签字。这种近乎逼迫的举动，任谁恐怕都难以接受。张学良当时心里就腾起了怒火，可是他还是凭借着强大的自制力，强行压制住了内心的愤懑。他只是平静地说道吃过晚饭再商议此事，于是杨、常二人便离开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做法是相当不妥当的。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和事务处理中，这样不尊重他人、强势逼迫的态度很容易引发矛盾。他们没有考虑到张学良作为一个领导者，也需要时间去思考、权衡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而不是被人如此仓促地要求签字同意。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张学良权威的一种挑战，也为后续可能出现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杨宇霆此类行径可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三番五次地把张学良当作一个只会签字的傀儡。要知道，杨宇霆本就牢牢掌控着东三省的兵工厂，这兵工厂可是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就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控着军事命脉。而此时，他又妄图让常荫槐掌控铁路。这铁路在当时的东三省犹如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经济动脉，掌控了铁路，就等于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此一来，这二人一个掌握军事要地，一个把持经济命脉，那张学良这个大帅还有何存在的意义呢？这无疑是赤裸裸地触及了张学良的底线。所以，当杨宇霆再次提出要求的时候，张学良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之前的种种过往，心中已然萌生出除掉这二人的想法。
张学良呢，性格里存在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当时他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觉得杨宇霆对东北的意义颇为重大，另一方面又萌生出杀杨宇霆的想法，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念头之间徘徊不定，难以抉择。就在这种纠结万分的时刻，他想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办法，那就是拿出一枚银元，企图让上天来为他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他暗自思忖，如果银元抛起来落地之后是正面朝上，那就意味着上天示意他痛下杀手；要是反面朝上呢，就表示上天希望他忍下这口气。这看似有些荒诞的举动，实则反映出张学良当时内心极度的纠结与矛盾，在理智与情感、权衡利弊之间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方向。
然而，他接连投掷了三次，令人讶异的是，这三次的结果竟然都是朝上。这一情形让他颇为意外，与此同时，也使得他的决心愈发坚定。就在当天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前来获取条文的时候，在那个被称为“老虎厅”的地方，被张学良的副官开枪射杀。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在当时的局势下，各方势力相互交织、矛盾重重。杨宇霆和常荫槐在东北的军政事务中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他们的行事风格和权力欲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与张学良的领导权产生了冲突。而张学良在面临这种局势时，经过深思熟虑，他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对当时东北军政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在当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是张学良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整顿东北军政事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而那三次投掷的结果，不管是巧合也好，冥冥中的一种暗示也罢，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的最终决策，成为了这一重大事件的一个特殊注脚。
这件事情的离奇程度，着实让张学良大受触动，以至于他都开始变得有些迷信起来。大约过了十年的光景，在西安事变即将发动之前，张学良内心十分纠结，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行动。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时刻，他又一次想到了抛银元这个法子来做决定。他心里想着，如果银元抛起来落地之后是正面朝上，那就意味着要对蒋介石采取抓捕行动；要是反面朝上呢，那就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这么算了。结果令人大为惊奇的是，连续抛了三次，竟然每次都是正面朝上。这样的结果仿佛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指引，让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选择了动手。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极度的纠结与迷茫之中。而张学良当时所处的环境极为复杂，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否关系到众多方面的利益与局势走向。一方面，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全国人民都渴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一政策与广大民众的意愿背道而驰，张学良和杨虎城所率领的军队也深受其苦。在这种矛盾重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张学良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而抛银元这种看似有些迷信的行为，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当时内心的无助与渴望得到一种确定指引的心理状态。最终三次正面朝上的结果，成为了促使他下定决心动手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学良步入晚年之际，在接受记者访谈之时，仍然提及了这两件事情。他坦率直言，在处决杨虎城之前，自己原本是不迷信的。然而，当时却好似真的受到了上天的某种感召，相同的结果竟然接连出现了三次，这让他从那之后便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张学良经历了诸多复杂且难以解释的事情，那些看似偶然的结果不断地冲击着他原有的观念。三次相同结果的出现，就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断地暗示着什么，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他的内心深处种下了相信命运的种子。而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事件，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巧合性，这与之前的经历相互呼应，更加深了他对这种神秘信念的笃定。
概率学方面的事儿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实在是难以言说。不过，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最为深刻的感悟就是，历史有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我们常常会理所当然地觉得，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之后才得以发生的，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然而，事实却可能大相径庭，这些事件也极有可能是在仓促之间、一时冲动之下就促成的。你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看似经过精心布局的事件，背后或许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但其中不乏草率行事的情况。就拿某些战争的爆发来说吧，可能只是因为一方领导者的一时意气用事，或者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在没有充分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了战争。这种冲动的行为可能源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民族情绪或者个人的野心等诸多因素。这就充分表明，我们不能总是以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去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大事件都是在冷静理性的状态下经过精确计算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