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作为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蓝图，历来被视为三国时期最具远见的政治军事规划之一。然而，当我们以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回溯这一战略时，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理想化的预设和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从荆州、益州两路北伐的构想看似精妙，实则受制于地理阻隔、政权内部矛盾及孙吴联盟的脆弱性，最终成为蜀汉难以实现的战略幻想。
诸葛亮提出的"跨有荆益"战略核心在于同时控制长江中游的荆州和西南腹地的益州，形成钳形攻势。但两地相隔千里，中间横亘着大巴山、巫山等天险。古代军队跨越如此距离协同作战，需要耗费数月时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时，当其在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之际，益州援军根本来不及驰援。这种地理割裂使得所谓的"两路出兵"在实战中沦为纸上谈兵。
隆中对
更为致命的是后勤保障问题。从成都平原运粮至汉中需翻越米仓山、大巴山，史料记载"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诸葛亮首次北伐时，因街亭失守导致陇右粮道被断，十万大军不得不撤退。而荆州方向同样受制于长江水文条件，枯水期难以维持大规模军队补给。这种跨战区后勤体系在冷兵器时代几乎不可能建立。
《隆中对》将"结好孙权"作为基本前提，但荆州归属始终是联盟的定时炸弹。建安二十年（215年）湘水划界时，双方就因荆州三郡兵戎相见。关羽主政荆州期间"擅取湘关米"，更暴露了联盟的功利本质。孙权集团对长江中游控制权的执着远超诸葛亮预期，当关羽北伐呈现灭曹态势时，孙权反而选择背盟偷袭。这种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规律，彻底粉碎了"外结好孙权"的战略基础。
考古发现证实，东吴在夷陵之战后立即将江陵城防向长江方向扩建，并在宜都建立军事要塞群。这些防御工事表明，孙吴从未将联盟视为长久之计。诸葛亮后来坚持与东吴修好，实为蜀汉失去荆州后的无奈选择，与《隆中对》的原始构想已南辕北辙。《隆中对》的悲剧性在于，它既是天才的构思，又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诸葛亮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为地理要素的组合，忽视了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联盟政治的脆弱本质以及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蜀汉后期实际执行的是收缩版的"汉中策"，与原始方案相比已面目全非。
荆州战略位置
而这一切的症结，只在于一个地方，荆州。荆州作为蜀汉势力崛起的根据地，对于蜀汉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比如蜀汉时期，朝中有一个重要官员体系就是来自荆州，荆州派在整个蜀汉时期都是压制着本土派，掌控着蜀汉政权的走向。刘备作为外来势力，不得不倚仗荆州派系维护政局的安稳，但是为了稳定人心，又不得不坚守荆州。
可是，早有了刘邦在汉中北伐成功的案例，荆州是否是蜀汉北伐成功的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不尽然，荆州与益州相隔数千里，根本无法做到战略上的联动，看似互为犄角，其实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再有，荆州对于东吴政权的稳固性来说，至关重要，东吴岂有不取之理？正因为此，荆州对于蜀汉而言，确实是一个“守之不易，弃之可惜”的战略要地。这一矛盾贯穿了蜀汉政权的兴衰历程，也成为后世研究三国历史时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这一困境，需从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维度展开分析。
荆州和益州之间天险
一、荆州的地理价值，我们不可否认，四战之地的荆州作为三国阵眼的战略意义。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北接中原，南控交广，西连巴蜀，东通吴越，是南北对峙时代的“天下之腰”。汉水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天然的水运网络，使得荆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对蜀汉而言，荆州具有三重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北伐的跳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提出“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荆州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可同时威胁曹魏的襄阳、宛城等重镇。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时，一度“威震华夏”，正得益于荆州的地理优势。而且荆州作为长江中游的门户，是限制东吴的要地，只要荆州一日不掌控于东吴之手，东吴一日不敢贸然称帝。
2. 长江防线的枢纽：荆州与益州形成犄角之势，若与东吴联盟稳固，可构建完整的长江防御体系。夷陵之战前，蜀汉失去荆州，导致长江防线出现缺口，直接暴露了益州东部的脆弱性。而且荆州人口众多，早在汉末时期，经过刘表的治理，荆州免受了很多战乱，人文风气很不错，所以荆州这块枢纽之地，不仅仅是战略要地，也是人才和兵丁的重要产地。
3. 经济补给通道：荆州土地肥沃，是重要的粮仓，同时控制着巴蜀与江东的商贸往来。据《华阳国志》记载，蜀锦等物资通过荆州转运，为蜀汉提供了重要财源。
荆州
二、守之不易，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尽管荆州价值巨大，但蜀汉始终难以有效掌控，原因在于三重结构性矛盾：
1. 与东吴的地缘冲突：孙权集团视荆州为“吴之西门”，赤壁之战后双方虽表面结盟，但对荆州的争夺从未停止。建安二十年（215年）的“湘水划界”已暴露矛盾，而关羽单方面发动襄樊之战（219年），更激化了吴蜀矛盾。吕蒙偷袭荆州时，当地士族如糜芳等倒戈，反映蜀汉统治基础薄弱。
2. 军事防御的天然缺陷：荆州虽有长江天险，但北面南阳盆地门户洞开，东部江夏一带地势平坦。曹魏占据襄阳后，可随时南下；而东吴水军又能逆江西进。关羽镇守时“烽火台”体系被吕蒙轻易破解，说明防御成本极高。而且，益州和荆州之间，隔着巫山和大巴山两座雄伟的山脉，导致了蜀汉无法及时支援荆州，基本就处于半独立状态。
3. 政权内部的治理困境：刘备入蜀后，荆州成为“飞地”，与益州联系需穿越三峡险道。诸葛亮《出师表》提到“益州疲弊”，已无力持续支援荆州。更关键的是，荆州本土豪强（如蒯氏、蔡氏）与刘备集团始终存在隔阂，为后来失守埋下伏笔。
大意失荆州
三、弃之可惜：失去荆州的历史连锁反应，荆州易手后，蜀汉遭受的打击远超地理意义上的领土损失：
1. 战略主动权的丧失：诸葛亮此后北伐只能出祁山，路线单一且补给困难。第一次北伐时（228年），赵云出箕谷为疑兵，却因缺乏荆州方向的策应，难成气候。相比之下，曹魏可集中兵力防御陇右，蜀汉再无“两路伐魏”的可能。
2. 人才资源的断层：荆州是刘备集团早期的人才库，庞统、诸葛亮、黄忠、魏延等均出自此地。失荆州导致蜀汉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局面，姜维等将领多从凉州吸纳，与本土势力融合度不足。自诸葛亮开始，对内的政治策略基本都是以外来人才压制本土势力，避免蜀汉被益州当地人同化，进而难以掌控。而荆州作为重要的人才基地，丢失之后，对于蜀汉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3. 国际地位的衰落：荆州的丢失，打断了蜀汉的上升势头，毕竟在荆州丢失之前，蜀汉作为三方势力中第二强，基本的态势就是主导着东吴一起讨伐曹操，但是失去荆州以及在夷陵战败后，蜀汉从“汉室正统”沦为三国中最弱一方。孙权称帝时（229年），诸葛亮被迫承认既成事实，联盟关系从平等变为依附，外交空间被大幅压缩。
三国人口分布
四、历史启示，地缘政治的经典案例，荆州的得失折射出中小政权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困境：
1. 联盟的脆弱性：吴蜀联合本质上是“抱团取暖”，但核心利益冲突无法调和。现代学者田余庆指出，孙权选择背盟的根本原因，是认识到“全据长江”比“共抗曹魏”更符合东吴利益。
2. 资源与野心的失衡：蜀汉以一州之力图谋中原，本就力有不逮。关羽北伐时抽调荆州守军，导致后方空虚，反映其战略冒进。这与诸葛亮后期“以攻代守”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
3. 地理决定论的边界：荆州虽重要，但并非绝对胜负手。蜀汉最终灭亡的主因是益州本土治理失败（如宦官干政、赋税过重），说明单纯依赖地理优势无法弥补综合国力的差距。
蜀汉分兵
纵观历史，荆州之于蜀汉，恰如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诸葛亮“恢复中原”梦想的支点，也是拖垮蜀汉战略平衡的枷锁。这一矛盾至今仍为战略研究者提供着深刻启示—在复杂的多极博弈中，如何平衡“进取”与“自保”，始终是决策者的终极命题。
其实早有汉高祖刘邦从汉中进取关中，最终夺得天下的案例在先，蜀汉应该撤回荆州大军，力求图谋汉中和关中，毕竟但是曹操在关中布置的军力相对有限，只要刘备毕其功于一役，是有可能效仿刘邦取得成功的，而将大军分散在汉中和荆州两地，首尾不相顾，基本就是被各个击破。从战略而言，荆州这块宝地，对蜀汉来说，只能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