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湖北宜昌的一家建设银行内，气氛正如往常般平静而忙碌。柜台前，一名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鸭舌帽的男子低着头，显得有些局促。他将一个黑色背包通过递纸槽塞了进去，随后在一张纸条上草草写下一行字：“打劫，不许报警，给我十万元。”柜员抬起头，看到这行字，心中猛地一沉，随即按下报警器的手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按住了。因为眼前的劫匪，没有凶器，没有面罩，甚至在说完“抢劫”后，整个人还在剧烈地颤抖，像是一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鹌鹑。

几分钟后，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这并不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甚至不需要动用特警的武力。警察走进银行时，这名男子正乖乖地蹲在墙角，双手抱头，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被带走的那一刻，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有人掏出手机拍摄，有人在指指点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名叫张磊的男子在被押上警车前，竟然对着镜头，也对着围观的市民，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举动，让喧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一秒，也让这起看似普通的抢劫案，蒙上了一层悲凉的底色。

张磊并非那种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甚至连“罪犯”这个词放在他身上都显得有些刺眼。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面对警察的讯问，他很快便交代了一切。没有狡辩，没有顽抗，他的回答平静得让人害怕。他说自己没钱了，实在没活路了，想进监狱里“躲一躲”。原来，张磊曾是一名勤恳的电焊工，拥有精湛的手艺，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几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工厂事故让他受了伤，虽然捡回一条命，却落下终身残疾，再也无法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失去了经济来源，妻子的抱怨、生活的重担像大山一样压过来，最终妻子选择带着孩子离开，留给他一地鸡毛和空荡荡的房间。

在那段时间里，张磊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努力。他拖着残腿去工地找活干，被嫌弃手脚慢；去摆地摊，被城管追得满街跑；去申请低保，因为手续不全被一次次打回。寒冬腊月，身无分文的他躲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万家灯火，心里想的不是怎么去偷去抢，而是怎么结束这痛苦的一生。在绝望的深渊里，一个荒唐的念头在他脑海中生根发芽：听说监狱里有饭吃，有住处，还不挨冻。与其在外面冻死饿死，不如去抢个银行，把自己送进去。

张磊选定的目标并不精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真的伤害谁。他走进银行之前，甚至特意去超市买了一把最便宜的水果刀，但在最后关头，他连刀都没敢拿出来。他背包里装的不是用来威胁的炸药，而是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几个皱巴巴的馒头。他把那张写着“抢劫”的纸条递进去时，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这哪里是抢劫，分明是一场无声的求救。他在用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向这个冰冷的社会发出最后的呐喊。

法律是无情的，更是严谨的。尽管张磊的主观恶性极小，也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甚至还带着某种令人唏嘘的苦衷，但抢劫罪毕竟属于重罪。根据《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张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的既遂，尽管他最终一分钱都没拿到，尽管他可能根本就没想把那钱拿回家花。在法庭上，张磊对自己供认不讳，他没有请律师，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当法官宣判他获刑时，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解脱的微笑。他终于“得偿所愿”，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避风港。

张磊的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舆论场上充满了撕裂的声音。有人指责他懦弱，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年纪轻轻宁愿坐牢也不肯吃苦；有人则对他充满了同情，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漏洞，没能兜住这个跌入谷底的底层人。其实，张磊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议题。当一个勤劳本分的人，在面对变故和贫困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社会的救助，而是选择通过犯罪来寻求监狱的庇护，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这起荒诞的“求财型入狱”案件，像一根刺，扎进了许多人的心里。它让我们看到了繁华都市背后的阴影，看到了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们。监狱，本应是惩罚罪恶的地方，绝不应当成为弱者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张磊那深深的一鞠躬，鞠给的是他无奈放弃的人生，也是鞠给那些同样在困境中挣扎却依然咬牙坚持的灵魂。如今，张磊早已刑满释放，不知当他再次站在阳光下，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是否还会想起那个寒冷的早晨，想起那把他没敢拿出来的水果刀。这起案件提醒着我们，社会的温度，往往体现在对最边缘群体的关怀上。不要让“想坐牢”成为穷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