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深山里，有个叫“菇类村”的小村庄。

那里女人穿着特别大胆，只用两片布就当衣服，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里，这个村庄还是以母系为主。

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她们说了算，连结婚对象都能自己挑，男人反倒像是“嫁”过去的。

那么，菇类村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又为何这么特殊？

菇类村位于广西和贵州交界的深山里，居民以白裤瑶族和苗族为主，他们的语言、节奏和习俗皆与外界大不相同。

而且，这里的女性地位极高，几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主国”。

不同于外界的父系社会，菇类村的核心家庭结构围绕女性建立。

一个家族由年长的女性主导，她们不仅掌管家中大小事务，连土地的划分、牲畜的分配、粮食的储存，都得经过她们的首肯。

家中男子虽也参与劳作，但更多时候是听从安排的角色。

许多家庭的院墙上，都挂着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家谱牌，那上面的名字，大多为女性，只有极少数男性以旁系形式出现，说明他们“嫁”入此家。

另外，当某位女子年满十七岁，便被视为“成年”，可以开始自主决定婚配对象。

她们往往在节庆或祭祀舞会上结识异性，倘若有了中意之人，便会在对方面前唱一段情歌。

一旦男子回应，那便是定情之约，不需媒妁之言，更无父母干涉。

而对男子而言，哪怕有幸被选中进入这个村落，成为某户人家的“上门女婿”，也得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在婚礼那天，男子被迎入女方家中，不是拜堂成亲，而是替女方家人干一天粗活，以此作为“投名状”。

从此以后，他每年需按时送上米、油、肉等生活物资，称作“进门礼”，这一习俗延续至今，象征着男子对这段婚姻与女方家族的承诺。

日常生活中，这些男性地位也不高，很多时候被视作“客人”，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孩子也随母姓。

若夫妻之间不合，女子只需向族中长者表达一声不再愿意，那男子就得带着包裹离开，一切归属不再与他有关。

他可能在隔壁村落重新开始，或回归原族，而女方则可以自由迎接下一段感情。

其中，偶尔有外来男子入赘后想要“争权”，结果不是被村里老人规劝退让，就是被逐出村外。

可以说，这套以女性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如磐石般稳固，至今无人敢轻言撼动。

当然，这样的制度并非源于对男性的压制，而是一种在漫长历史与自然环境下逐步形成的社会演化。

菇类村位于偏远山区，资源有限，交通困难，男性常年需要出山务工，女性则必须独立维持家庭生计。

久而久之，女性逐渐主导起整个生活秩序，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成了一种文化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走进菇类村，第一眼让外人难以忽视的，便是女性身上的服饰。

她们的夏季穿着，只有两片绣布，一片在前，一片在后，左右敞开，仅在肩部和腰间以细带固定，布料与身体之间没有任何遮蔽的衬层，也没有内衣或裹胸。

来自城市的游客往往第一时间会将视线收回，他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如此坦然的穿着方式。

然而，在菇类村的女人们看来，这并非什么需要遮掩的事情。

从她们开始懂事起，母亲便告诉她们：身上的一切是自然的、神圣的，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存在的。

且村里的女孩从小就跟在母亲身边学做衣服，她们会先学剪布，再学绣花，最后才是缝制。

每片绣布上都藏着故事，有的刺着象征丰收的稻穗，有的则绣着盘绕的蟒蛇，那是白裤瑶族的图腾。

还有些布片上的线条交错成羽翼状，那是模仿雄鸡展翅的姿态，寓意女性的勇敢与力量。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两片布并非易事，一整块布从纺纱到上色需要经过三十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完成后的布料会晒在屋檐下的竹竿上，风干的同时也接受日光的“净化”。

这些布片也是女孩成年礼的一部分，十七岁那年，母亲会将亲手缝好的绣布郑重其事地交到女儿手中。

那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象征：从此，她可以独立劳动，可以选择爱人，也开始承担家族责任。

总之，在菇类村的世界里，女性的身体不是被羞耻所框定的，而是被文化所尊崇的。

而她们的男人，往往穿着布衣长裤，腰间束布带，与女性形成鲜明对比。

男子的衣物由女性缝制，样式整齐保守，布料多为素色。

在婚礼前，女子会亲手为心上人制衣，绣上“对歌时的那一句歌词”作为隐语，这些衣服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情感的寄托。

不只是服饰，头发的梳理也是这套身体文化的一部分。

成年之后的女子不再剪发，而是用黑布包裹发髻，有时在布片上还绣有家族的象征图腾，即使脱发，也会将掉落的头发小心地收藏进布包中。

据说，这种做法源于一次古老的村灾，当年一个外乡商人暗中收集了村中妇女的发丝，带走后全村人莫名生病，从此大家便将头发视为灵魂的延伸，不容轻弃。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菇类村在现代化慢慢变了。

很多个早晨，都会有一辆辆外地旅游大巴在崎岖山路上咆哮着驶入菇类村口。

车门一开，一群背着长焦镜头、手持自拍杆的游客鱼贯而出，他们眼中带着好奇，也带着一丝猎奇的渴望。

几年前，这里还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不过是一辆人力改装的三轮车。

可这会，村头新建的游客接待站，一字排开的宣传板上印着“白裤瑶风情”、“两片布文化展示”、“吊脚楼体验营”，下方则是扫码购票二维码和价格明细。

穿着旅游公司制服的导游举着小旗帜，边讲解边催促游客集合。

而不远处，一位身着传统瑶装的年迈妇人正坐在石阶上埋头纳鞋底，旁边摆着一些手工刺绣的包袋和小挂饰，鲜有人驻足。

村中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自从政府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政策后，菇类村逐渐与外界接轨。

吊脚楼前挂起了电灯和监控探头，村口修了路，接通了网络信号，甚至开设了几家民宿和农家乐。

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收入也有所增长，有人买了电动车，有人给孩子报了县里的学前班。

但代价是，许多原本只有村人才能触碰的仪式、服饰与习惯，如今成了展览和商品的一部分。

尤其是那些曾穿着两片布在田间歌唱的女孩，如今不少已换上了T恤牛仔裤，脸上涂着淡妆，说着普通话，在游客面前表演“传统文化”。

她们或许在镜头前依旧跳着“情歌舞”，却在转身后急忙把布衣解下，换上更“体面”的便服。

有人去了南宁、柳州做销售、当客服，也有在东莞的电子厂流水线上日夜轮班。

她们开始学会用微信视频和母亲联络，讨论的不再是哪家粮仓满了、哪家的猪又掉进泥塘，而是工资待遇、厂里饭菜和房租涨价。

而在村尾的老吊脚楼中，那些白发苍苍的女人依旧每日清晨在灶前煮糯米饭、整理绣布，穿着自己缝制的两片布衣物，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山风和木炭味中。

她们还在继续晒干脱落的头发，依旧在农历十五敲铜鼓祭祖，还会在夜晚围坐火塘前教孙女唱古老的瑶歌。

但她们的声音在逐渐微弱，因为越多的年轻人离开，留下的传承者也愈发稀少。

有人试图守住传统，有位叫兰花的中年女子曾在广东服装厂打工十余年，后因厂房搬迁返乡，如今成了村里一处民宿的老板娘。

她试图让传统回归日常，每天仍旧穿着两片布的衣服招呼客人、讲述村史，甚至手把手教外地姑娘刺绣。

但她也明白，很多人只是把这里当作“猎奇打卡点”，拍完照就走。

曾有女游客试穿“瑶族衣裙”后在社交媒体发出“大胆穿搭”的标题配文，这让兰花心里泛起一丝难以言明的酸涩。

在村小的课堂上，孩子们用汉语朗读课文、背诵拼音，已鲜有人会说完整的一句本地话。

曾经围绕母系制度建立的村规，如今在法律与现代伦理面前变得难以维系。

女子自由择偶的传统仍在，但“进门礼”“女主财产”这些制度，已经被外来婚姻制度慢慢稀释。

是的，时代的浪潮从不会因谁而停下脚步，新修的柏油路将菇类村连向外界的每一条干道，也将年轻人的心越拉越远。

一些吊脚楼开始改建为砖瓦房，有人开始讨论装空调、接燃气，有民宿老板请来城市设计师规划小院，有外地企业盯上了这块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资源。

于是，这片曾经被山林拥抱、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如今站在了一条十字路口。

一边是传统的慢节奏、祖辈的织布、两片布衣下的信仰与尊严；另一边是城市的光、手机里的新世界、短视频流量和“网红村”的诱惑。

是守，还是变？是继续在木楼中生火做饭，还是迎接LED招牌下的新生活？

每一个选择，都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下新的印记，菇类村，就这样在进与退之间，在坚守与妥协之间，缓慢地前行着。

这个村庄是否能永远保持它的模样？谁也无法给出答案，但正如村口那棵老黄桷树，即使年年风雨，也依旧站在原地守望。

菇类村的故事，也许终将悄然隐去在山风中，但只要还有一位女子身穿两片布，在火塘边细细地缝着绣布，它的文化，就还未真正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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