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社会有一条铁律：疑罪从无。

一个人，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这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权力滥用的警惕。

可奇怪的是，这条原则一到历史领域就常常失效。

尤其当某些人发现：“质疑古人”比“理解古人”更能吸引眼球，“鞭尸先贤”比“体恤先人”更能卖书卖课时，历史便不再是镜子，而成了屠宰场。

霍光，就是这场“流量屠宰”中最冤的祭品之一。

一、霍光蒙冤：一场没有证据的“文字谋杀”

霍光是谁？

他是汉武帝临终托孤的重臣，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平定燕王之乱，废立昌邑王，迎立汉宣帝，稳定西汉政权近二十年。史称“匡国家，安社稷，功莫大焉”。

然而今天，打开某些短视频、畅销书或付费课程，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霍光：

“他早有篡位之心！”

“他专权跋扈，实为曹操前身！”

“若非早死，必代汉自立！”

可翻开《汉书》，找遍班固的每一个字，找不到霍光一句“我要当皇帝”的言论，找不到他私藏龙袍、伪造符玺、僭越称制的任何实锤。他始终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死后以列侯礼下葬——这在汉代，是臣子的最高规格，而非帝王。

既然无证，何来定罪？

不过是后人站在上帝视角，见其权势滔天，便推断“他肯定想造反”。这哪里是历史研究？分明是利用古人不能开口辩驳的天然劣势，进行一场赤裸裸的“有罪推定”。

更荒谬的是，有人竟将霍光妻子毒杀许皇后的罪行，直接算在他头上，进而推导出“霍家图谋篡位”。

试问：今日若某高官家属犯罪，我们是否也要立刻指控他本人正在策划政变？这种逻辑，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顾了，却在历史“科普”中大行其道。

二、历史不是生意，先人不是流量

为什么这类“翻案文”“黑化课”如此泛滥？

答案很简单：因为能卖钱。

“忠臣变奸雄”有戏剧性；

“圣人有阴暗面”满足猎奇心；

“课本骗了你”制造认知颠覆感。

于是，霍光被说成野心家，诸葛亮被说成权谋家，岳飞被说成军阀……

一切复杂的历史人物，都被简化为“好人/坏人”的二元标签，只为迎合三分钟短视频的节奏和99元音频课的营销话术。

买这些课、读这些书的人，本质上是在交一种“历史智商税”——

用碎片化的阴谋论，替代系统性的理解；

用情绪化的审判，取代设身处地的共情。

三、温情与敬意：钱穆留给我们的解药

1930年代，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当时流行一种声音：“中国落后，全因传统文化太糟，祖宗全是祸根。”

有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打倒孔孟、全盘西化。

钱穆先生痛心疾首。他在战火中写下《国史大纲》，开篇即呼吁：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什么是“温情”？

就是设身处地——

当你指责霍光不还政于帝时，请想想：汉昭帝八岁登基，朝中上官桀、桑弘羊虎视眈眈，若霍光放手，西汉会不会重演吕氏之乱？

当你嘲笑他“刚愎自用”时，请想想：在皇权真空的乱世，若无铁腕，何以维系社稷？

历史不是用来审判的，是用来理解的。

苏轼评价霍光“才气术数非过群臣，而节气有余”，正是这份气节让汉武帝放心托孤；明人孙承恩更是直言他“光辅幼帝，赞治太平”，骆宾王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还感慨“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

我们今人有幸生在法治时代，尚知“疑罪从无”；

为何面对先人，却如此苛刻，连一点“无罪推定”的宽容都不给？

结语：别让先人替流量背锅

霍光已沉默两千年。

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只能任由后人涂抹。

但作为他的文化后裔，我们至少可以做到：

不因无知而轻信，不因猎奇而盲从，不因流量而背叛。

历史若只剩批判，便只剩虚无；

唯有带着温情回望，才能看清来路，也照亮前路。

毕竟——

那是你的先人，不是他们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