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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知湖州的唐淑问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

他在奏折里抱怨，地方官员动不动就出门拜访，搞得公事拖拖拉拉办不完，机密文件到处泄露，整个衙门的效率都被拉低了。

宋神宗看完奏折，立马让编敕所拟定法令，规定知州、通判、县令非假日不得出门拜访。

这道禁令一出，地方官员的社交自由就被大幅限制了。

这个禁谒制度的出台，跟五代时期地方权力过大有直接关系。

五代那会儿，藩镇割据，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根本管不住。

北宋建立以后，朝廷最怕的就是地方势力再次坐大，威胁中央集权。

元丰二年，朝廷把禁谒的范围扩大到了兵官武臣。

在京城管军的官员、外地路分的兵官，统统不许出门拜访，也不能随便见宾客。

到了元丰七年，诸路兵官、边境地区的都监、武臣知城县堡塞的主官，全都按照尚书左右司的禁谒法执行。

朝廷这么做，目的很明确。

军队是国家的命脉，武将要是跟地方官员勾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把军队的社交活动管死，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结党营私。

本来想着这套制度能一直严格执行下去，但后来发现问题来了。

元丰八年，也就是宋神宗去世那年，朝廷废除了提举开封府界、京东、京西路将兵官的谒禁。

到了哲宗时期，元祐元年又废除了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官的禁谒。

为啥要放宽？因为太严了根本没法干活。

知大名府的韩绛就向朝廷反映，说禁谒搞得将官们"仅同囚禁"，连正常的公务往来都受影响。

朝廷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就调整了政策，允许职事相干和亲戚往还。

处罚力度也从徒刑二年降到了杖一百，元祐五年，刑部又提出建议，说天下郡县水陆驿路经过的地方要实行禁谒。

这个建议体现了朝廷的重点管控思路，交通要道是信息流通和物资运输的关键节点，这些地方的官员必须严格管理。

太平兴国六年，宋太宗面临一个难题。

统一战争打完了，疆域扩大了，基层官员却严重不够用。

太宗想了个办法，允许诸路转运司向下面的州军长吏推荐清廉能干的判司簿尉去当知县。

这个政策刚开始还挺管用，解决了燃眉之急。

可到了雍熙四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朝廷发现，各地上报的推荐名单里，很多都是推荐人的亲戚朋友。

这哪行？太宗立马收回了这个权力，禁止转运使和州郡长吏擅自举荐人充任部内官员。

端拱二年，朝廷进一步明确规定，诸道转运使、知州军、通判等官员不得举奏幕职州县官，违反的按违制之罪处理。

要是哪个地方缺官了，赶紧报告中央，由朝廷来安排人选。

转运司最多只能从人员多的地方临时调人过去应急。

景祐元年，也就是1034年，朝廷又盯上了辟奏权。

所谓辟奏，就是地方长官自己挑选下属官员。

宋初的时候，"内外小职任，长吏得自奏辟"，地方官员在用人方面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

但朝廷觉得这样不行，就规定知藩郡和转运使没到任所之前，不得奏辟属官。

到了至和二年，针对武臣的规定更严格了。

诸路帅臣、边境地区的部署、知州军，没赴任之前不许奏辟武臣。

就算到任了，也得先了解部内武臣的情况，确实需要更换的，还得报朝廷审查同意后才能奏辟。

朝廷这么做的逻辑很清楚，荐举和辟奏权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关系到地方官员能不能培植自己的势力。

要是地方官员可以随便安插亲信，时间一长，整个地方班子就成了他的一言堂。

朝廷把人事任免权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

乾德元年，朝廷下了一道禁令，诸州府长吏不得让仆从干预公事。

开宝三年又规定，州长吏不能派仆从和亲属去掌管厢镇局务。

这些规定看起来琐碎，实际上针对的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弊政。

五代那会儿，镇将都是节度使的亲信武人，这些人"肆为非法，民间甚苦之"。

老百姓对他们恨得牙痒痒，建隆三年，朝廷改革，每个县设置县尉，把盗贼斗讼的事务从镇将手里收回来。

太平兴国二年又申明禁令，藩镇不得补亲吏为镇将，改用本州牙吏或者朝廷宣补的人。

太平兴国二年和六年，朝廷两次下诏，诸道州府监临官不得擅自离开任所跑到京城来奏事。

景祐三年还规定，城外宫观寺庙朝拜，知州等文臣可以轮流去，都监监押这些武官禁止前往。

乾德二年，朝廷禁止诸道长吏役使骑兵干私活，因为这影响军事训练。

天圣十年，朝廷严惩知州、总管派军卒去伐薪烧炭的行为，这种事搞得军士逃亡当盗贼，社会治安都受影响。

大中祥符六年，朝廷申明禁令，内外群臣不得购买官田宅。

元祐六年规定更细，监司、州县在任官员和吏人不得承买官估卖的物品，也不能请佃承买官田宅，违反的判徒二年。

乾德五年，朝廷禁止通判、钤辖、都监接受所在州官赐的额外钱物。

大中祥符二年和景祐三年，禁止军校迁补、官员罢任时接受金银花馈赠。

天圣八年，守任的官员不得非时聚会饮宴。

从雍熙四年到政和元年，朝廷多次规定，严格限制迎送活动的范围、人数和距离。

这些规定看起来管得宽，实际上都有针对性。

朝廷就是要防止地方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阻断州县官员和监司、高级官员之间的利益输送。

很显然，北宋的禁约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神宗时期的严格确立，到哲宗时期的适度调整，朝廷一直在摸索最合适的管理尺度。

说到底，禁约制度是宋廷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这套制度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帮助北宋朝廷化解了五代藩镇之祸的隐患，巩固了中央集权。

但同时也要看到，过度的限制确实影响了地方行政效率，这也是为什么朝廷后来不得不进行调整的原因。

历史总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

北宋禁约制度的演变告诉我们，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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