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中旬,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领兵团前线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入川参加解放四川和成都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五兵团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宋希濂、罗广文残部,胜利完成了二野刘、邓首长交给的任务。
1950年1月2日,五兵团“前指”机关从四川彭山乘车起程,经乐山、荣昌、重庆,回师贵州。
“前指”机关车队由20多辆汽车组成,车队还装载着西南军区发给的军用物资。杨 勇司令员乘一部黑色轿车,由一部中吉普跟随,走在车队中间。担任整个车队警卫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分坐在各辆卡车上。
一路上,川西、滇东会战的胜利仍在大家脑子里萦回,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战斗中的趣闻,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确实,我们这次入川作战,胜利不少。我们没怎么费力,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消灭了。像这样的胜利,怎能不高兴呢?!
当然,大家思想里也不是没有不痛快的事,这次回师贵州,上级说要执行剿匪任务。有的同志就很不以为然: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几个毛毛匪难道还翻得起大浪? 蒋介石的几百万部队全都被消灭了,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剿匪是地方部队的事,“杀鸡焉用牛刀”,野战军打土匪岂不是大材小用。
1月12日上午,车队离开重庆,进入贵州境内。当晚,车队在桐梓松坎宿营。松坎驻有十六军所属部队。看到兵团首长和机关同志到来,部队很热情安排了食宿。“前指”机关的同志们也像回到了老家,十分安稳的休息了一夜。他们还介绍说,附近虽有一些土匪骚扰,但没什么重要情况,我们更放心了。
第二天一清早,车队又在轰鸣的马达声中起程了。
对贵州,说起来我们并不陌生。进军大西南时,我们兵团担负的就是解放贵州的任务。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但高原的山山水水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踏上黔北高原,都禁不住想浏览一下沿途的山川秀色。象著名的“七十二道拐”、“娄山关”,都使大家赞叹不已。特别是想到这里是当年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心里更感自豪。是啊! 十五年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是,从红军长征过贵州到今天我们解放了大西南,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大家坐在车上谈笑着,很快到了黔北重镇——遵义。听首长讲,1935年元月,党中央曾经在这里召开了在我党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都对巍巍的遵义城肃然起敬。
在遵义,我们得知:贵阳市军民将在明天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我们凯旋回师,欢迎杨 勇省主席回省主持工作。大家心里那高兴劲就不用说了,谁能想到在我们的前进路上还会遇到一场惊险的战斗呢!
1月14日,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遵义凤凰山、红花岗在晨曦中显露出雄伟的身姿。我们又要起程了。遵义人民像欢送亲人一样敲着锣鼓,打着彩旗,一直把我们送出城外。
出了遵义城,车队就加快了速度,驰行在高原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由于十多天的连续行军,许多人很快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和车子的摇晃中昏昏入睡了。
车队过了遵义县刀靶水,正行驶在一处被称为“三道拐”的险峻的公路上。这是一段傍山险路,左面是陡峭的山岩,右面是无底的深沟。飞驰的汽车队来到这里,立即放慢了速度,拉开距离,缓缓而行。
开路的第一辆车首先驶上“三道拐”的第一道弯……
跟着第二辆、第三辆也都驶了过去,眼看整个车队都要驶上这段崎岖的山路了。突然,正前方响起一阵急骤的枪声。紧跟着,四处也“噼噼啪啪”地打起来。枪声在群山中发出清脆的回响,子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从头上飞过。我们都从朦胧中惊醒,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枪。车队停了下来。大家纷纷跳下车,投入了战斗。
走在车队前面的,是通信营的一辆大卡车。兵团通信营营长吕克强坐在车上,首先发现附近山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匪徒。匪徒们集中火力封锁了公路,还不住的嚎叫:“投降吧,不投降就打死你们!”有的还张牙舞爪地向公路上扑了过来。吕克强同志毫不怠慢,立即沉着地指挥通信班的几个战士,赶紧抢占附近的制高点,进行猛烈的回击。然而,由于土匪人多势众,又占据了有利地形,通信班的几个战士仓促应战,加之地形不利,反而被土匪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情况万分紧急!
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零散的土匪骚扰,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土匪是有准备的行动。事后才知道,这股土匪是所谓“反共人民救国军”匪部,统率土匪的是“反共人民救国军靖黔先遣司令部”副师长宋 泽。这个惯匪出身,曾任过国民党新站乡乡长、刀靶水镇长、特务组织“黔北督导区”组长的地主恶霸分子,在我大军解放贵州后,为了执行原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的“应变计划”,先是插枪隐蔽,尔后又暗中活动,胁迫群众,把遵义县境内二十五股土匪勾结一起,组成这股反动武装。这次,宋匪通过隐藏的特务探听到杨勇同志回师,途经他所盘踞的川黔公路的南白镇、新站、刀靶水一线,便凭借险要地形,埋伏重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宋 泽的这一手果真毒辣,战斗开始时,我们很被动。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保卫“前指”机关!保卫杨 勇司令员安全。战士们抢占了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火力,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面对十分严重的敌情,杨 勇司令员迅速作出判断,认为:土匪是乌合之众,无奈我何。但长时间的纠缠,会给贵阳的军民欢迎大会带来不良影响,必须迅速脱离危险区,冲过土匪伏击圈,摆脱土匪的袭扰。在杨 勇司令员身边工作的潘 焱参谋长立刻建议:用小卧车吸引敌人火力,他随杨 勇司令员换乘大卡车,由警卫排护卫,强行通过。果然,愚蠢的敌人立刻把火力射向黑色的小卧车,而三辆大卡车则开足马力,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顺“三道拐”的陡坡,冲出了土匪伏击圈。
我们见杨司令员安全脱险,便毫无顾虑地,全力向土匪发起反击。一排排子弹,象阵雨般射向敌群,把匪徒们打得人仰马翻。就在这时,驻守在乌江岸边的部队闻讯赶到,两面夹击,匪徒们顿时慌了手脚,一个个哭爹喊娘的四散而逃。
匪徒被打散后,我们迅速打扫了战场,又整队前进了。当天下午,我们赶到了贵阳,按时参加了贵阳市举行的欢迎杨司令员凯旋的盛大集会。
“三道拐”这一遭遇战的事实告诉我们:垂死的阶级在行将灭亡之时,总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必然地要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宋 泽匪部也是如此。当然,他们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同时,“三道拐”的枪声,也打掉了我们头脑里的轻敌麻痹思想,全区部队从此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中。(郭兆杰)
剿匪路上脱险记——五兵团“前指”机关回师贵州途中
1949年11月中旬,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领兵团前线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入川参加解放四川和成都战役。经过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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