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父亲走后的三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成为一家之主的责任！ 下午三点，老房子里的光已经暗了下来。我小心翼翼的爬上吱呀作响的竹梯，站在上面开始贴春联，凛冽的寒风从脖颈直吹到了后背——突然想起，从前都是父亲贴，我只需在下面扶着凳子，喊一声“左边高了”，右边低了。如今，只有我独自在梯子上调整那抹红色，下面空无一人。 很快，请祖的时辰到了。我把八仙桌移到了堂屋中央，摆上五副碗筷——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一把空椅子，留给也许回来的谁。 按照老规矩，最年长的座位应该朝南，可我站在桌前忽然恍惚：现在最年长的是我了。这个认知让我手一颤，筷子掉了一支。弯腰去捡时，看见桌腿旁有道浅浅的刻痕——那是我七岁那年量的身高，父亲用铅笔画的，旁边还写着日期。原来我们以这种方式，一直在父母的记忆里生长着。 供品是我精心准备的，摆得格外仔细。母亲生前说，祖宗们赶了远路，要有热茶暖身。我便新沏了明前龙井，热气在冷空气里蜿蜒如香火。父亲的酒杯要满，他总说“酒满敬人”。母亲的碗边放了一小枝栀子花——不是这个季节的，我在温室花房找了很久。她在世时最爱栀子，说此花香气厚道，不欺穷人。 最中间的，是那盘一家人最爱吃的腊肉。母亲做的腊肉，要秋分后选最好的五花，用粗盐、花椒仔细揉透，挂在厨房梁上，让每日炊烟慢慢熏着。她说烟是有记忆的，记得每一顿饭的温暖。 去年今日，这块肉还是母亲腌的。我取下最后一块时，像打开一个时间的罐头，那股混合了松柏香和岁月深沉的味儿扑鼻而来。虽然肉已经有些干硬了，可我舍不得吃——这是母亲的手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具体的温度。 原来，当我们成为最年长的人，才能懂得那些仪式里藏着怎样的深情。那不是迷信，是活着的儿女能为逝者做的、最后几件具体的事——怕他们在那边冷，怕他们吃不惯，怕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要点灯，要摆筷，要一遍遍告诉那些看不见的亲人：家里一切都好，您的孙子会走路了，老房子漏雨的地方修好了，您种的腊梅今年开得特别香。 年夜饭上桌时，我特意做了父亲最拿手的醋溜白菜，试了三次才接近那个味道；包了母亲风格的饺子，每个褶子都要捏十二下——她说这样吉利。吃饭前，我朝着空座位举杯：“爸，妈，过年好。”声音在空荡的堂屋里有了回音，仿佛真的有人应答。 夜深了，该守岁。我独自坐在父母常坐的藤椅上，怀里抱着母亲用过的暖水袋。窗外的鞭炮声一阵密一阵疏，像岁月的呼吸。恍惚间，我看见年轻的父亲在教祖父贴春联，母亲还是新媳妇，腼腆地跟在婆婆身后学做年糕。 然后我看见自己带着孩子回来，父亲的白发在冬阳下闪光，母亲的笑声像刚炸好的麻花一样脆生。一代代人在这屋里团聚、离别、老去，而老屋记住了所有的笑声与叹息。 我突然明白了——父母不在了，我们回家，是因为我们要成为记忆的守护者，成为传统的传递者，成为那个让灯火不灭的人。我们回来，坐在他们坐过的位置，做他们做过的事，说他们说过的吉祥话，不是为了沉溺悲伤，而是为了让那份爱有枝可依、有处可去。 凌晨的钟声快要敲响时，我走到院中。邻居家的孩子在放烟花，光亮映亮他年轻的脸。他喊：“叔叔，新年好！”我笑着回应，心里忽然一片澄明——是的，父母不在了，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当我开始操心春联是否贴正，担心祭祖的饭菜是否合“口味”，当我自然地坐在八仙桌的主位，我就明白了：不是我们回家过年，而是我们必须成为“家”本身，成为后来的孩子们无论走多远，都要回来的那个原点。 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时，我轻轻关上堂屋的门。父母的照片在供桌上静静微笑，香炉里的灰还是温的。院里的腊梅开了，香气和几十年前一样。我知道，明年我还会回来，后年也会。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会站在这个院子里，贴春联，祭祖，守住这一屋子的记忆与爱。 原来，父母给了我们两次生命——一次是血肉之躯，另一次，是他们走后，我们终于长成了可以撑起一个家的人。而回家过年，就是回到这个生命开始的地方，确认爱没有终点，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血脉里生生不息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