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新四军以铁血丹心铸就的精神丰碑，早已镌刻在国人心中。

人们熟知的，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的坚韧不拔，是他们在饥寒交迫中的艰苦卓绝，却鲜少有人知晓，这支英雄部队的七个师中，藏着一个堪称“全军财神”的特殊存在——新四军第七师。

当其他兄弟部队还在为粮饷、弹药发愁时，第七师早已实现装备精良、粮草充足，甚至有余力为全军提供财政支援。

仅1944至1945年间，这支部队上交的现金就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的金价折算，相当于20万两黄金，这样一笔巨款，足以支撑20个甲级军团一整年的开支。

“富七师”的名号，在当时的新四军内部流传甚广，却因诸多历史原因，未能被后世广泛熟知。

有人说，第七师的富庶是天时地利的偶然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军民同心、智慧经营的必然产物。

更有历史研究者指出，第七师的经济奇迹，本质上是我党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根据地建设、金融调控与贸易运作的一次成功探索。

要读懂“富七师”的传奇，就必须从它的诞生说起，而这一切，都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紧密相连。

1940年末，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根基却悄然动摇。

何应钦与白崇禧联名向我党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北移至黄河以北。

这一指令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暗藏杀机，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削弱我党武装力量的阴谋。

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眼看穿了其中的险恶用心，深知此时北移，部队将面临重重危机。

但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为了避免内战扩大，我党最终做出让步，同意将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调往长江以北，以牵制日军兵力。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早已埋伏在此的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八万余人，对这支毫无防备的抗日武装发起了突袭。

悬殊的兵力差距，加上事前的精心埋伏，让新四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倒打一耙，污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试图将这支部队从抗日阵营中彻底抹除。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快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谴责。

国内各界民众纷纷通电抗议，海外侨胞也自发组织起来，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这一破坏抗战的做法。

更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原本被他视为“强援”的苏联、美国，也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他的做法会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敛锋芒，主动约见周恩来，商议“解决国共之间若干问题”，试图缓和局势。

皖南事变的惨痛损失，让我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尽快重建新四军军部，整合部队力量，才能继续坚持抗战。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正式启动新四军的重建工作。

在部队整编初期，刘少奇与陈毅等人结合当时的部队分布情况，初步拟定了整编四个师的方案，分别是以苏北部队为基础的第一师、皖东部队为基础的第二师、李先念部为基础的第五师，以及苏南部队为基础的第六师。

黄克诚的第三师、彭雪枫的第四师，以及后来的第七师，均未被纳入最初的整编计划。

即便是在后续调整的第二版方案中加入了第三师和第四师，第七师依旧处于“待定”状态。

无为市党史办原主任王敏林曾在访谈中解释过其中的原因：“第七师的底子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零散部队，这些战士当时是陆陆续续从各个地方归队的，在刘少奇、陈毅制定整编计划时，根本无法预料到会有这样一支‘重建力量’出现。”

与其他六个师相比，第七师的成立之路格外曲折。

直到1941年5月，在安徽无为正式设立基地后，新四军第七师才宣告成立，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

这支成立时间最晚的部队，从一开始就带着“特殊性”——它没有其他兄弟部队那样完整的建制和雄厚的基础，却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军事作战方面，第七师的表现并不算最突出的，但在经济建设、商业贸易和后勤保障领域，它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这也为它日后成为“富七师”埋下了伏笔。

第七师的“发家之路”，始于皖江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得益于军民同心的艰苦奋斗。

1942年年底前，日伪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在苏北、苏中地区开展大规模“扫荡”，苏南地区也遭遇了残酷的“清乡”，而第七师所在的皖江根据地，却因为地理位置相对隐蔽、群众基础扎实，成功避开了大规模的战火侵袭。

除了偶尔遭遇小规模的冲突外，第七师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发展机会，也为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皖江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长江两岸的沃土，孕育了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这里就像一片待开发的“南泥湾”，等待着军民携手耕耘。

第七师党委敏锐地意识到，发展农业是解决部队粮饷问题的基础，于是迅速发起了“军民大生产”运动。

在新四军七师纪念馆中，一幅“秋收纪念图”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金黄的稻田里，战士们与当地百姓并肩劳作，有的弯腰割麦，有的挥锄耕地，还有的挑着装满粮食的扁担匆匆赶路，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幅画面，不仅展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深厚情谊，更见证了第七师发展农业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第七师的领导干部们不仅是军事指挥的好手，在农业生产方面也颇有心得。

政委曾希圣擅长果树嫁接技术，他亲手培育的果树，产量比普通果树高出不少，为根据地增添了额外的收入；含和支队的参谋长则是“养鹅专家”，他饲养的鹅群不仅个头大、肉质好，还能为部队提供珍贵的油脂和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军民的伙食。

到了1944年，随着抗战局势逐渐明朗，第七师进一步加大了生产力度，战士们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开垦荒地、种植蔬菜、饲养家禽。

据史料记载，当时第七师开垦的荒地面积超过七千亩，栽种的树木多达一千万株，饲养的家禽数量更是难以计数，皖江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出现了大量盈余。

粮食有了盈余，如何将其转化为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物资，成了第七师面临的新问题。

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不仅手续繁杂，还容易引起日伪军的注意，制约贸易规模的扩大。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曾希圣从华中局财经委员会“挖”来的专业人才蔡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打通与外界的贸易通道，甚至与敌伪人员建立“特殊合作”。

蔡辉口中的“合作对象”，一个是汪精卫政权派遣的粮食采购专员汪子栋，另一个是日本方面指派、负责监督汪子栋工作的楠木。

当时的情况是，汪子栋急需完成粮食采购任务以向汪精卫政权交差，楠木也希望通过粮食管控稳定占领区的秩序，而第七师则需要通过粮食贸易获取物资和资金，三方看似对立，却有着“共同的需求”。

蔡辉主动联系上汪子栋和楠木，开门见山地表明了合作意向。

出乎意料的是，三人的谈判异常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合作协议：第七师提供粮食和山货，汪子栋负责为第七师筹备武器、药品等急需物资，楠木则为贸易活动提供情报支持，帮助避开日伪军的封锁检查。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合作，风险与机遇并存。

有一次，汪子栋为第七师采购的一批药品在运输途中被日军检查站拦下，就在物资即将被没收的关键时刻，楠木及时发来情报，还以“日军内部物资调配”为由，出面协调，最终让药品顺利送达皖江根据地。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第七师不仅打通了贸易通道，还通过楠木和汪子栋的关系，获取了大量日军的军事情报，甚至开辟了营救被俘人员的新途径。

不过，物物交换的局限性很快再次显现——在许多交易场景中，粮食和山货的流通性远不如货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摆脱法币和伪币在根据地的泛滥带来的金融混乱，第七师在皖中总金库的基础上，于1943年正式成立了大江银行，并发行了专属货币“大江币”。

新四军七师纪念馆馆长万林曾解释道：“当时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让贸易活动更便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为抗日斗争提供保障。”

大江币的发行，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难。

受日伪军的封锁，印钞纸、印钞机等关键物资极度匮乏，第七师只能自力更生，建立专门的土纸厂，用楮树、桑树、杨树的树皮以及苎麻、黄麻等为原料，手工生产印钞纸。

这种土纸的制作工序极其繁杂，仅核心工序就有22道，质地粗糙，印钞时的破损率很高，但也有着不易仿造的优势。

后来，贸易通道打通后，第七师从上海购进了一批印钞纸和几十台印钞机，才初步解决了纸源和印刷效率的问题。

新的造币厂建在四面环水的地方，既安全又便于保密，但试机时又遇到了新麻烦——柴油发电机运转时会发出巨大的声响，还会冒出浓浓的黑烟，极易引起江面上日军巡逻艇的注意。

为了避免暴露，造币厂的领导果断决定，改用人工手摇的方式启动印钞机。

一个印刷班20名壮劳力，每天轮流手摇，一台机器一天只能印一两万张，而当时厂里有65台这样的机器，全靠人力支撑，每天能印几十万张大江币。

货币印出来了，如何安全地运送到各个兑换点、储存在安全的地方，又是一个难题。

大江银行造币厂工作人员胡永福的后人胡昌胜，曾回忆过当年的运钱场景：“我父亲负责运送钞票，都是起早贪黑，白天不敢送，一般一个礼拜送一次，一次要送七八十斤，送到游击队指定的地方，全程都是单线联系。”

青苔村村民刘胜长家的二楼阁楼，就是当年大江币的秘密储存点之一。

刘胜长的后人刘会群说：“当年钱放在二楼，二楼没有固定楼梯，只有一个活动楼梯，有人来取钱时才把楼梯搬上去，取完钱就立刻拆掉，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我家是个‘秘密金库’。”

即便运钱处和藏钱处距离不过几百米，工作人员也会绕道几公里，确保路线的保密。

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的保密工作，让大江币得以在根据地顺利流通。

更令人惊叹的是，尽管大江银行没有黄金白银作为储备，根据地的百姓却对这种红色货币充满了信任。

这背后，是第七师始终坚守的优良作风——部队从不强征强买，始终坚持公平交易，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百姓的认可。

有史料记载，第七师曾利用大江币，替换掉了民众手中流通的大量伪币和假钞，随后将这些收回的伪币用于从敌占区购置军事必需品，既保护了百姓的利益，又为部队解决了实际问题。

到1943年底，大江币基本占领了皖江根据地的金融阵地，成为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为第七师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随着农业生产的丰收和贸易通道的打通，第七师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富七师”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当时在新四军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师的兵，大米管够，日式武器上手，每月有军饷，还能分牙膏、香烟，穿的是进口龙头细布做的军装。”

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堪称独一份。

但第七师从未忘记过其他兄弟部队的困难，从1942年开始，就主动为新四军军部筹集资金、运送物资。

1942年，第七师的总收入达到2478万元，扣除生产成本、部队开支以及预留的189万元备用金后，剩余的700多万元全部上交给了华中局和军队总部。

安徽省党史研究专家曾评价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支刚刚重建的部队，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还能主动支援全军，这在我军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说1942年的700万元上交款让全军感到惊喜，那么1944年的4400万元，就足以让所有人震惊…

这一年，第七师所在的汤家沟，已经成为我军19个抗日根据地中最富饶的地方之一。

得益于第七师出台的一系列开放政策，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的商家纷纷被吸引而来，在这里设立工厂、开设店铺，汤家沟很快就成了皖江根据地的商业中心和对外贸易窗口。

第七师在此设立的皖江贸易总局，对外以“集成号”为掩护，王敏林解释说：“‘集成号’的寓意很深刻，上联是‘集天下人力物力’，下联是‘成抗日救国大业’，核心就是要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集中起来，为抗战服务。”

除了普通的工厂和商铺，第七师还设立了多个运输机构，这些机构表面上是从事货物运输的商业企业，实则是地下交通联络点，负责传递情报、转运物资和人员。

更关键的是，通过这些运输机构和贸易网络，上海经济核心区域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皖江根据地，为第七师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有人曾好奇，当时的贸易总局到底赚了多少钱？

据当年的老战士回忆，第七师给军部上交的款项，数量多到需要用麻袋来装，运输时必须借助轮船，才能确保安全和效率。

在南京、芜湖等地敌伪机关的暗中协助下，第七师还成功获取了大量珍贵物资——不仅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急需的医疗药品，还有军部紧缺的日元、美元等外币。

曾希圣在1942年提出的“无为变有为，繁昌更繁昌”的目标，在这一年彻底实现，“以商养军哺民”的理念，也成为皖江根据地的鲜明标签。

第七师的“富”，不仅体现在支援全军的军费上，更体现在对根据地百姓的“哺养”上。

除了通过贸易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升百姓生活水平外，第七师还投入大量资金修建水利设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丝滩大江堤”工程。

这条堤坝仅用了三四个月就竣工，彻底解决了当地常年遭受洪涝灾害的问题，惠及数百万百姓。

有水利专家曾测算，以现在的工程标准和物价水平，修建这样规模的堤坝，至少需要投入五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