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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我的启蒙老师文昌富

题记:这是三年前我在《阅读时代》发表的一篇小文,以缅怀我的启蒙老师文昌富。他们这辈人吃苦耐劳、勇敢顽强、恪尽职守、坚忍不

题记:

这是三年前我在《阅读时代》发表的一篇小文,以缅怀我的启蒙老师文昌富。他们这辈人吃苦耐劳、勇敢顽强、恪尽职守、坚忍不拔,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共和国的脊梁,我从内心里敬佩他们。今请古代小说网转发此文,以表达我对他们这辈人的崇敬之情和对师长的怀念之义。

2021年在洪湖峰口镇留影

2022年12月21日下午,一位89岁的老人走了。我匆匆赶到洪湖,与他告别,参加他的追悼会,护送他的骨灰安葬到老家的坟地上。落叶归根,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与他的父辈、祖辈在一起,一定是安详的。他叫文昌富,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回到武汉,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曾经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堂兄艰苦卓绝的一生令人感叹,其奋发有为的一生又令人敬佩!他们这代人完成了常人难以完成的奇迹,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也应该将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奋勇前行,再创辉煌。

我与堂兄同祖父母。祖父姓王,祖母姓文。祖父幼年丧母,童年丧父,15岁流落沔阳郭河文家桥,被文家大户收留做长工。由于勤劳善良又聪明能干,文家将他招赘为婿。祖父母生下了堂兄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俩兄弟。

按照当地习俗,祖父领文家门户,其子女都应该姓文,所以堂兄的父亲叫文必明,我的父亲叫文必祥。三代归宗也是当地习俗,到我们这一代就应该归宗姓王了,为了延续文家香火,大房一支需要有人世代姓文,于是堂兄继续姓文,我则归宗姓王了。

1932年,祖父母领着全家搬迁至洪湖花古八沟长松垸,垦荒定居。我们的父辈俩兄弟各自成家后,就分成两家,但两家台基相连,田地也相连。

堂兄生于1934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他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不满周岁便遇上水灾,生活无着,母亲背着他逃荒三年,四岁才重返家乡。五岁开始“躲兵荒”,在日本人统治下过着悲惨生活。九岁上私塾,不到一年即辍学。十三、四岁复学,前后学习仅两年。

1948年水灾,他只好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做过提篮小卖,挑过货郎担子,风里雨里,披星戴月,甚至在大寒节气,打赤脚穿草鞋踏冻雪到十几里地外贩盐,参加土工队修堤以糊口,当时,他还不满十五岁。

1949年农历五月,长江再次溃口,家乡再次被淹,他也再次离乡背井,讨过饭,放过牛,打过工,后来得了伤寒,碰上解放军医疗队才捡回一命。由于病后体弱,又染上疟疾,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很久才恢复。

为了生活,他刷过财神,砍过柴山,打过短工,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尽管他勤奋努力,拼命苦干,却连一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

1955年入河南信阳步校登记照(旧照片Al翻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堂兄的生活才出现转机,其生命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1951年初,他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军,作为15军新兵,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后,于1952年10月初开赴朝鲜战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

他以一名通讯兵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极寒天气下、在敌人的狂轰乱炸中保证有线电话指挥的畅通,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饮的是雪水,吃的是干粮,经受住了身体和意志的极端考验。

1953年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他又随部队转战元山。在这些战斗中,他亲历过身边战友一个个牺牲,收殓掩埋过被炸成碎片的烈士遗体,自己也在执行任务途中遭到敌机轰炸,随炸塌的木桥坠落而受伤,落下终身疾患。

8月25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他参加了清除遗留炸弹的危险工作,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部队的文化扫盲学习班,用半年时间学完了小学六年级的课程,经过考试结业。这成为他后来工作的文化基础。

1954年4月下旬,他被部队先期派回国内,以迎接他所在的部队5月归国。在湖北孝感花园镇,其所属部队进行营地建设时,他被提拔为通讯连文书兼五员班长。1955年元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回家探亲结婚,动员家里参加了农村合作社。

9月,进入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信阳步校)学习。在信阳步校,经过严酷的军事科目训练和系统专业理论学习,他的各方面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总评为上等生。

1955年国庆节与战友合影

1956年,他被分配到29师军士教导营当实习排长,得到营领导和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1957年初返校,由于朝鲜战争旧伤复发,他在3月份的一次训练中摔倒,无法站立起来,被转入部队59疗养院治疗,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步校。

然而,治疗并不顺利,险些造成终生瘫痪,在采用把全身捆绑在木板床上一个月的特殊治疗后,他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当他可以勉强行走回到步校时,同学们已经毕业分配。

虽然组织上希望他继续留部队康复治疗,但他还是选择了复员回家,不给组织添麻烦。

1957年12月,他带病回到自己家乡疗伤,等待组织分配。然而,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958年春节过后,在上级主管领导的支持下,他在村里义务办起了小学班,用新式方法教学生。学校是借用一个村民的堂屋做教室,放上两张方桌,每张桌子配上四条长凳,学生围着方桌看书写字,条件尽管艰苦,学习氛围却很浓厚。

我当时已经6岁半了,到了可以上学的年龄,就上了他开办的这个小学班,他便成为了我的启蒙老师。

当时社会上有两种学校,一是公办,学校不收学费,学生只缴书本费。一种是私塾,学生要拜师,需要缴一定的学费。私塾可以体罚学生,主要是打手心之类,公办学校一般不许体罚学生。

堂兄办的小学,不仅不收费,书本还是他提供的,也不体罚学生。学生只学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学完了可以换书接着学,这一点与私塾做法接近。也许是他的教学得到了上级主管领导和学生家长们的肯定,4个月后,他被安排为乡村扫盲校长,夜晚负责对成人进行扫盲,白天继续给我们这些孩子上课。

1987年全家福(二老和儿子、媳妇、孙子、孙女)

1958年8月,堂兄被组织安排就任洪湖县汊河区人民武装部干事,正式成为国家干部,离开了他创办的村小。他带的我们这些小学生则转入大队公办小学就读。

9月初我们入学,经过考核,一年级的语文、算术我都已掌握,便被插入二年级学习。堂兄自己靠自学掌握了小学文化,知道该怎么学习,他对我这半年的小学启蒙,给了我自主学习的充分自由,让我能够在无拘无束中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以致养成了我后来喜欢自学的习惯。

我到公办小学后,往往在老师还没有讲授之前,就自学了教材后面的内容,老师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这让老师很是惊讶。

记得三年级上学期结束时,班主任叶世鉴老师要我跳级,让我下学期就转入四年级学习,说学校已经同意,也跟四年级班主任打了招呼。春节时堂兄回家,我们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学习不能急躁冒进,还是把基础打扎实为好,你大姐跳了两次级,现在成绩就不冒尖了。你还小,何必着急呢。”

我相信他的话,就没有同意跳级。后来在公社高小毕业考初中,全区就我一人考上了洪湖一中。实践证明,堂兄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堂兄到区武装部后,因区武装部长外出进修,由他全面主持区人武部工作,他带领汊河区民兵师参加了洪湖县国庆大检阅,完成了当年冬季征兵任务。

1958年的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他虽然不能阻止,却坚持了实事求是,没有照搬枣阳经验。

1959年开始的天灾人祸,他和全区人民一起承受痛苦,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1年的反五风、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都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精神和有关政策,不搞极左那一套,减少了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1965年,荆州军分区任命他为汊河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许多干部一样,虽然不理解,在各方面巨大压力下,仍然努力做好维持社会稳定的工作。在任“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主任期间,排除造反派的干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导致抓军内一小撮,造反派污蔑他是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给他带高帽,挂黑牌,蹬条凳,架飞机,批斗折磨,直至将绑他的棕绳捆断,使其两臂骨关节脱臼,晚上也不让他休息,对其身体造成极大伤害。

1967年10月,毛主席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他才从造反派的折磨中解放出来。

1968年5月,在“三支两军”的基础上,汊河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任革委会主任,经过艰苦工作,收回了造反派手中的大部分枪支弹药,避免造成更多的人道灾难。

9月8日晚,从县城来的全副武装的“红造团”在汊河区同伙的配合下,进驻区革命委员会,抢夺区人武部枪支。为了使枪械不被造反派抢走,他被造反派打成重伤丢弃路旁,拥戴他的群众偷偷将他救走,转移到隐蔽地方医治,这才逃过生死大劫。伤刚好,他又上东荆河指挥防汛,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完全不顾个人安危。

1969年,县革委会调他筹建化肥厂。1971年,县里安排他揭发批判区委主要领导,他实事求是,不落井下石,不无中生有,保护了他们不受冤屈。

7月,县里安排他到南套电排站任站长。这是一个省级大项目,干部职工队伍还未组建,一切从零开始。他克服困难,与副站长方先昌等一起,搭班子,组队伍,运设备,搞安装,疏河道,清淤积,配渠网,创建节制闸,为抗洪排涝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高坛口泵站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4年后,南套电排站管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连续三年被县政府评为先进集体。

1976年,南套电排站建立家属基地,成立家属队,生产自给,发展集体经济,解除了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其间,他还服从县里安排,兼管了一段黄家口公社三个知青点的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

1981年5月,他离开南套电排站,调任东荆河管理段副段长。

1985年退居二线任调研员,后兼任工会主席,直到1994年退休。

1992年与笔者合影

在管理段工作期间,段长换了四任,他一直工作在第一线,即使退居二线后也仍然做着一线工作,与主要领导配合,完成了许多艰难堤段的吹填、岁修工程,为管理段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堂兄的一生,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克勤克俭、光明磊落的一生。靠着勤劳与坚韧,不满十五岁的他,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家生活的担子;靠着机智和勇敢,十九岁的他,在上甘岭战役的连天炮火中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靠着善良和正直,三十多岁的他,在区人武部长的岗位上为稳定社会、制止动乱、保护同事、发展生产忘我工作,经历了生死考验,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靠着敬业和责任,他把南套电排站建成了组织科学、管理到位、功能完善的电排站,为洪湖的水利建设和农民的旱涝保收立下了汗马功劳。

堂兄的一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生,也是知恩图报、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感念共产党的救命之恩,牢记入党的庄严誓言,加上军旅生活和战场锤炼,造就了他异于常人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

在44年的工作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不为名,不谋利,不徇私,不枉法,不唯上,只求实,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是有理想讲节操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这一代人的突出特点,在他身上得到充分和完整的体现。我为有这样的好兄长而自豪,也为有这样以身作则的启蒙老师而骄傲!

1992年在湖北宜昌葛洲坝留影

堂兄安详地走了。在走的前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再前一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他获得了在党66年纪念章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能够同时获得这两枚纪念章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挂上这些纪念章,照了一张相,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真像一位英雄。

是啊,他的确是一位英雄,他用自己的一生,经历了人间的苦与泪、血与火、荣与辱,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无怨无悔,坦坦荡荡,足以令他自豪。儿孙们的孝顺,也令他晚年倍感欣慰。我们计划在他90寿诞时为他举行庆典,祝福他长命百岁。然而,却未能等到这一天,他还是离开了我们!

但我们相信,他的风骨和精神长存,会伴随着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他们这些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的脊梁,是人心的归属,是民族的骄傲,也是家族子孙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