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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年那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今天回头看看,到底谁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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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前言·】——》

提起上世纪那些年代,很多人都记得有一堆看着挺严苛的规定。

领导干部不能坐好车、不能吃特供、子女不能走后门,甚至连多拿一盒火柴都要挨批评。

这些规矩在当时被不少人觉得太死板、不近人情。

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再回头看看,那个年代的普通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地种、孩子有学上,人人心里踏实。

反观现在,特权现象抬头,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的尊严感却在慢慢流失。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一切从实地调研开始说起

1958年春天,湖南韶山冲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个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是打着补丁的布鞋,跟周围的农民看着没啥两样。

他蹲在田埂上,跟老乡们拉家常,问收成、问口粮、问生活。晚上就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铺的是稻草,盖的是旧被子。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那次调研持续了十来天。他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着煤油灯记笔记。

村里的老人回忆说,他问得特别细,连灶台上烧什么柴火、一年能吃几顿肉都要问清楚。

这样的调研在那个年代不是偶然。从1949年到1976年,各种政策的出台都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粮食定量标准怎么定?先派人到各地测算农民的实际产量和消耗。工人工资怎么涨?得先了解各地物价和生活成本。

这种做法看着笨,可政策落地后老百姓基本都能接受,因为符合实际情况。

美国学者斯威奇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他说,西方评论家总爱挑毛泽东的毛病,说这政策不对、那决策失误。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所谓的"错误"到底让谁吃了亏?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那些严格限制干部特权的规定,受损的是当官的,受益的是老百姓。

斯威奇提出了一个观点:评价一个领导人,不能光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的政策让谁得了好处。

干部的日子不好过

1960年代初,北京一个部委机关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司长因为多领了一盒火柴,被通报批评。这事听着挺小,可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有人私下议论说,一盒火柴才几分钱,至于这么较真吗?可上级的态度很明确:干部不能有任何特权,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米!

这种严格不是说说而已。那个年代的高级干部,出门坐的是普通客车,住的是简陋招待所,吃的是大食堂。

有一次,一个省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当地准备了几个菜招待。

结果他一看桌上有肉有鱼,当场翻了脸:"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顿肉,你们就给我准备这些?"最后只留下一盘青菜,其他都撤了。

子女问题更是碰不得的红线。某位开国将军的儿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好单位,被一口回绝。

将军说得很直接:"你爹当年打仗是为了让所有人平等,不是为了让你走后门。"

这孩子最后跟普通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去了。这样的例子在那个年代特别多。

干部家属也不例外。有个部长的妻子想多领点布票给孩子做衣服,被街道办事处的人拒绝了。

她回家跟丈夫抱怨,丈夫不仅没帮忙,反而批评她思想有问题。他说:"咱们家跟老百姓一个标准,多要就是搞特殊。"

这种严格管理带来的效果很明显。基层群众发现,干部真的不敢乱来了。以前那种拿着职权谋私利的现象几乎绝迹。

老百姓心里踏实,觉得社会是公平的。虽然生活条件不算好,可大家心理上是平等的,这种尊严感特别强。

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1965年,东北某工厂的一个普通钳工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单:

"我在厂里干了十年,从学徒工到现在,虽然工资不高,可从来没担心过失业。厂里管吃管住,孩子上学不花钱,生病有医保。我爹那辈子给地主打工,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个有尊严的人。"

这封信代表了那个年代很多工人的心声。城市里的工厂实行固定工制度,只要不犯大错,工作就是终身的。

虽然工资不算高,可稳定。工人宿舍条件虽然简陋,可不用交房租。孩子上学、看病都有保障。这种踏实感是用钱买不来的。

农村的变化更直观。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到了地。虽然后来搞了集体化,可至少不用担心地主收租、欠债还不上了。

生产队保证每个人都有口粮,虽然不够吃饱,可饿不死。这对经历过旧社会的农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变化。

教育方面的平等体现得更明显。那个年代,工农子弟能上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靠着学校的助学金完成了学业。

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个大变化。工厂里男女同工同酬,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算先进。

农村妇女参加劳动能挣工分,有了经济来源,家庭地位自然就上去了。很多老年妇女回忆那段时期时说,虽然累,可觉得自己有价值,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这种平等不光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社会地位上。普通工人农民可以当人大代表,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可以参与单位的管理。

这种参与感让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被统治者,而是国家的主人。虽然听着有点虚,可老百姓确实感受到了。

平等精神的真正价值

1970年代初,一位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时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在街上看到一个部长级别的干部骑自行车上班,车后座还带着一袋子菜。

记者很惊讶,问陪同的翻译:"你们的部长就这样?"翻译很平静地说:"是啊,大家都这样。"

这个细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状态。干部没有特权车、特权房、特权食堂,跟老百姓一样挤公交、排队买菜、住筒子楼。

这种平等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制度强制要求的。谁要是敢搞特殊,立马就会被批评甚至撤职。

这种平等带来的社会风气特别正。老百姓看到干部跟自己一样过日子,自然就服气。

干部也不敢摆架子,因为群众随时可以监督、可以批评。这种上下平等的关系,让整个社会的凝聚力特别强。

贪腐现象在那个年代几乎看不到。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比例极低。一个科长贪污几百块钱,就能成为大案要案。

为什么?因为干部工资跟群众差不多,没有太多捞钱的机会,也没有太大的欲望。制度把贪腐的空间压缩到了最小。

社会治安也特别好。那个年代的城市,晚上不锁门是常态。

为什么?因为贫富差距小,大家生活水平差不多,偷盗抢劫的动机就小。治安好不是因为警察多,而是因为社会矛盾少。

老百姓的精神状态也不一样。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可心理上是满足的。

工人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农民觉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没有那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屈辱感。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和尊严,是单纯的物质财富换不来的。

斯威奇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专门提到这一点。

他说,西方国家总是强调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哪里?

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中国虽然穷,可普通人的尊严感和安全感反而更强。这是值得深思的!

《——【·结语·】——》

几十年过去了,咱们再回头看毛主席那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会发现它们其实保护的是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限制干部特权,换来的是社会公平;严格管理,换来的是清廉风气;物质上的平等,换来的是精神上的尊严。

那个年代虽然不富裕,可老百姓心里踏实,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人。这种感觉,现在很多人反而体会不到了!

信息来源

1.《毛泽东调查研究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 保罗·斯威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月度评论出版社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