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活成了“电影皇后”，却在战火中成了别人的附属。

她说：“他能要我的身体，却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听起来像电影，可她，是电影本身。

《壹》

她不是从舞台出发的

胡蝶不生在戏班，也不是名门出身，她是铁路工人的女儿，1908年，上海，那年清政府刚开始试办新政，没人会想到，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儿，会成为后来最红的影星。

她小时候随父亲调动，广东话、上海话、普通话都说得利索。

家里不富裕，母亲总说：“要不是你长得像样，哪有这福气。”她自己也不信命，16岁那年，她悄悄去报了中华电影学校。

家里不同意，母亲说：“戏子没好下场。”她没吭声。

次年，她就在一部默片里露了脸，《战功》，没几句对白，但她的脸记住了，她原名胡瑞华，后来导演问她：“你这名字不行，太像教师。”

她笑，说叫“胡蝶”吧，“蝶”，不就是飞出来的虫子吗？自由，漂亮，还不好抓。

这名字，从此跟了她一辈子，1928年，她接了《火烧红莲寺》，拍了18集，拍完没人看好，觉得太土，上映后排长龙，票卖疯了。

她演的侠女，拿剑出场，一边杀敌，一边美得不像话。

没多久，她就有了代号：“南胡蝶、北阮玲玉。”但不同的是，阮玲玉一脸悲伤，胡蝶一脸光亮，1931年，她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第一次听到自己声音，她愣住。

导演却说：“你一开口，票就稳了。”两年后，电影界投票选“皇后”，全上海在谈一个女人，不是官太太，不是京剧名角，是个拍片子的年轻人。

从影十年，她的脸成了灯箱上的标准模板，她笑，观众就笑，她哭，全场跟着掉眼泪。

她知道自己不是演技最好，但她敢演，别人扭捏，她抬头直视镜头，她说：“我不是要演，我要活在里面。”

《贰》

她婚后离了场，但没离风暴

她的丈夫不是圈里人，是洋行职员，叫潘有声，这个名字后来被很多人忘了，但在1935年，他是能让胡蝶结婚的人。

两人谈了六年，结婚那天，她穿着旗袍走入礼堂。

记者堵在门口，问：“结婚后还演戏吗？”她笑说：“少演了，家里更重要。”那年，她正当红，但婚后她真的淡出，开始做菜，带孩子，连片约都少接。

朋友都说：“胡蝶变了。”她却说：“镜头外还有生活。”

可生活，挡不住战火，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人进了上海，胡蝶一家带着孩子、佣人，还有三十几箱行李，仓皇出逃。

火车到不了重庆，她们绕到香港，住了一年，香港也沦陷。

她又跑重庆，她记得，那天在广西的破车站，行李被洗劫一空，她哭都哭不出来，她只说了一句：“照片都没了。”

戴笠出现在她面前，是1941年。

他穿着军装，没笑，没打招呼，只说了一句：“你丢的东西，我们会帮你找回来。”他是军统头子，那时候，没人敢不听他的。

他说帮她找行李，其实没找，他找来了更贵的东西。

白色连衣裙、进口香水、香港买不到的洋伞，她没说谢，他也不等谢，他说：“你一个人住太危险，我给你安排公馆。”

她一开始没同意，第二天，潘有声就接到升迁调令，要去云南。

胡蝶那天沉默了一天，晚上答应搬去“杨家山公馆”，那房子后来叫“喜寿花园”，但她一点也不喜，晚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屋里有电话，但不能打出去。

她明白了，这是个“花园”，但没有出口。

《叁》

他死得突然，她活得像重生

1946年，戴笠出事了，飞机失事，全机无人生还，消息传到重庆时，很多人不信，“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坐那种飞机？”但胡蝶相信了。

她是从电话里听到的：“你自由了。”她没哭，也没笑。

她只是坐在客厅，点了一根烟，手却抖得厉害，第二天，她找人联络潘有声，他那时候还在云南，当年被戴笠调走，如今能回来了。

她写了一封信，只写了一句话：“还愿意和我一起过吗？”

他回信：“回来，我们从头开始。”两人复婚，没有仪式，没有宾客，甚至连证都没去补办，她说：“我们就不应该分开。”

搬去香港，是现实也是逃避，她怕人问过去。

怕记者，怕熟人，她说：“我不想再面对那个重庆。”刚搬去的时候，她几乎不出门，潘在湾仔做生意，起初只是卖瓶子，后来做起了热水瓶，“蝴蝶牌”。

不是她取的，是别人拿来炒作，她没阻止，也没承认。

她试过复出，1950年代初，拍了几部文艺片，都是小成本制作，剧情也平淡，但她的名字，还能撑起票房。

她知道自己的价值，不在演技，而在那个“时代感”。

1959年，她接了《后门》，那是她最认真的一部戏，导演说她状态极好，一场雨戏拍了三条，她坚持再补一遍。

那年，她拿了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她只回了一句话：“谢谢，还记得我。”

1966年，她正式息影，那年很多人离开香港，她却留下，她说：“我还没准备好。”她一个人住，女儿出国，儿子也去读书。

潘有声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肝癌晚期去世。

她在医院门口坐了一整夜，没哭，第二天亲手给丈夫换寿衣，办完丧事，一切尘埃落定，1975年，她办了移民手续，搬去加拿大，温哥华。

没人认识她，邻居只知道，她是个中国老太太，爱穿旗袍，爱打麻将。

《肆》

死前一句话，是她唯一的浪漫

她一直说自己“早就死过一次”，那是在重庆，在杨家山公馆，所以到了晚年，她不害怕，她的生活很规律，清晨喝茶，午后听唱片，晚上跟老友搓麻将。

她没写自传，只录了些口述。

她说：“我不想被人美化，也不想被人谴责。”她不讲过去，也不谈戴笠，1989年，她病重，住院，医生建议插管，她摇头。

她说话不多，最后一次说完整的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那年她81岁，她的骨灰被运到加拿大科士兰公墓，和潘有声合葬，碑文上没有“影后”“女星”，只写了：“潘宝娟 与夫同眠。”

有人说，她是牺牲品，有人说，她是妥协者。

还有人说，她聪明，能在乱世自保，但只有她知道：她不是谁的工具，也不是谁的附庸，她只是一个在动荡年代想活下来的女人。

她不为日伪拍片，是她的底线。

她穿过戴笠送的裙子，是她的无奈，她离婚，是被逼，她复婚，是唯一一次主动，她没写回忆录，不是不想说，是知道说了也没用。

她的存在，就是民国的隐喻。

漂亮，热闹，浮华，然后沉默，消失，被人怀念，却再也没回来，她的命运，比任何剧本都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