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大卖国贼庆亲王奕劻！汇丰银行存款712.5万英镑（约50亿元），李鸿章替他背锅100年…

在清末的历史叙事中，李鸿章始终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成为后世诟病的焦点。

然而，拨开历史的迷雾便会发现，真正将国家主权与尊严当作商品肆意贩卖，在王朝覆灭前夕疯狂中饱私囊的，是皇族出身的庆亲王奕劻。

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以皇族身份为庇护，以权力为筹码，在晚清政坛盘踞十余年，将卖官鬻爵、出卖国权发展成系统化的“生意”，聚敛的不义之财折合白银超一亿两，远超同时期任何贪官污吏。

清末学者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直言：“奕劻于皇族中，固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矣。”

此评价虽带着时代偏见，却精准点出了奕劻在清亡进程中不可推卸的罪责。

奕劻的一生，没有和珅的精明强干，没有李鸿章的乱世担当，唯有深入骨髓的贪婪与趋炎附势，他用一生的行径证明，比起外敌入侵，内部的蛀虫更能摧毁一个王朝的根基。

道光十八年（1838年），奕劻生于北京宗室府邸，祖父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父亲绵性却因早年参与皇位之争失败而失势，家道自此中落。

在等级森严的皇族体系中，失势的旁支如同无根的浮萍，少年奕劻只能在宗室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看人脸色行事。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磨砺出他的骨气，反而让他早早学会了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生存技巧。

十二岁那年，奕劻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被过继给庆郡王绵慜为子，得以承袭辅国将军爵位，勉强摆脱了困顿的处境。

十四岁时，他凭借宗室身份被晋封贝子，得以进入内廷办差，虽然只是负责抄写文书、传递诏令的闲职，却让他有了接触权力核心的机会。

咸丰十年，奕劻凭借资历升为贝勒，但在人才济济的宗室中，他既无文韬武略，又无治国良方，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光绪十年。

奕劻唯一的过人之处，便是写得一手娟秀工整的毛笔字，而这恰好成为他攀附权贵的敲门砖。

当时慈禧太后与弟弟桂祥通信频繁，常常需要他人代为捉笔，奕劻得知后，主动巴结讨好，凭借一手好字赢得了慈禧的青睐。

彼时慈禧正与恭亲王奕䜣产生权力分歧，急需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平庸无能却足够听话的奕劻，成为了慈禧眼中的理想人选。

光绪十年，慈禧罢斥恭亲王奕䜣，将本无实权的奕劻推上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位置，让他主持外交事务，奕劻自此正式踏上权力之巅。

深谙“荣辱忽焉，皆在圣意”之道的奕劻，将讨好慈禧作为毕生必修课。

他密切关注慈禧的喜怒哀乐，无论是饮食起居还是兴趣爱好，都做到投其所好、精准迎合。

慈禧喜好戏曲，奕劻便斥巨资修缮王府戏楼，邀请京城名伶轮番演出，每逢慈禧寿辰，更是不惜重金筹备贺礼，排场远超其他宗室亲王。

慈禧晚年沉迷享乐，对朝政日渐倦怠，奕劻便主动分担“烦恼”，凡事皆以慈禧的意志为准则，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即便明知某些决策会损害国家利益，也绝不违逆圣意。

这种毫无底线的逢迎，让慈禧对他愈发信任，将其视为最可靠的亲信，不断为他加官进爵。

此后不久，奕劻晋封庆郡王，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又被破格封为庆亲王，甚至获得了“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的殊荣，成为清廷授封的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要知道，“铁帽子王”是清代宗室的最高荣誉，终清一代仅授封十二人，奕劻无尺寸之功，却凭借逢迎拍马与笼络宫廷势力获此殊荣，晚清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在手后，奕劻的贪婪本性彻底暴露，他深知自己的权力源于慈禧的信任，而维系这份信任与地位，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支撑，于是便将权力当作敛财的工具，开启了疯狂的贪腐之路。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留下奕劻与李鸿章作为谈判主使，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

这份条约规定清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超过九亿两，沉重的赔款负担让本就拮据的清廷财政雪上加霜。

事后，外界的指责声纷纷涌向李鸿章，认为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罪魁祸首，却鲜有人知晓，奕劻在谈判过程中暗中与列强勾结，抽取巨额回扣，将搜刮来的钱财悄悄转存到外国银行。

与李鸿章在谈判中极力争取减赔金额、保留清廷体面的无奈之举不同，奕劻全程只顾中饱私囊，将卖国当作一场有利可图的交易。

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评价：“李有卖国名而无卖国实。”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两人的本质区别：李鸿章的妥协是乱世中的无奈之举，背后仍有对国家的牵挂；而奕劻的卖国则是主动为之，只为满足一己私欲。

1911年，英国《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披露了奕劻在汇丰银行的存款数额，引发轩然大波。

报道称，奕劻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712.5万英镑，折合白银超过一千万两，另有记载称他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汇丰银行收存，月息仅得二厘也毫不在意。

这笔巨额财富在当时的购买力极为惊人，晚清一年的财政收入仅八九千万两白银，奕劻的存款足以支付清廷半年的财政赤字，也能维持北洋水师数年的军费开支。

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给本国政府的密电中，毫不避讳地称奕劻是“远东最危险的投机者”，认为他为了财富可以出卖任何国家利益。

奕劻选择将财产存入汇丰银行，并非偶然。

当时汇丰银行凭借与清廷的密切合作，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盐税和关税，且标榜客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再加上其享有治外法权，清廷根本无法对其账目进行核查。

奕劻深知自己的财富来路不正，便将汇丰银行当作“避风港”，刻意将不法所得转移至国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裸官”的雏形。

早在光绪三十年，御史蒋式瑆就曾上奏弹劾奕劻，称其将私产送往汇丰银行存存，恳请朝廷彻查。

慈禧虽派尚书鹿传霖、清锐前往汇丰银行核实，却因银行以“客户保密”为由拒绝配合，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更荒唐的是，被撤职查办的不是贪腐的奕劻，而是弹劾无果的蒋式瑆，此事过后，再也无人敢轻易弹劾奕劻，他的贪腐行为愈发肆无忌惮。

除了在外交谈判中中饱私囊，奕劻还将情报、矿权、铁路权等国家核心利益当作商品，卖给外国势力，赚取巨额佣金。

日俄战争期间，两国在中国东北展开激战，清廷被迫宣布“中立”，而奕劻却暗中与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勾结，将中国东北的军事布防图卖给日方，获利十万两白银。

这份精准的布防图，让日军得以避开清军防线，迅速攻克旅顺，无数清军将士因此战死沙场，东北的主权进一步遭到践踏。

战后，奕劻用这笔沾满鲜血的钱财翻修王府戏楼，邀请名伶杨小楼登台献艺，大肆挥霍，毫无愧疚之心。

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乱象，称奕劻受贿如同当铺老板，明码标价、来者不拒，他所收藏的80多张受贿收条，后来被大英博物馆典藏，成为晚清官场腐败最直接的海外佐证，丢人现眼竟到了国际层面。

光绪三十年，荣禄病逝后，奕劻顺势入主军机处，兼任领班军机大臣，同时执掌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成为晚清政坛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权力达到顶峰后，奕劻索性将卖官鬻爵规范化、规模化，与大臣那桐合伙开设了名为“庆那公司”的隐性权力交易机构，时人更戏谑称之为“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报刊的副刊常以此为笑料，嘲讽官场的荒诞。

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直言：“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

这家“公司”有着明确的价目表，官职大小与银两多少直接挂钩，道台一职标价20万两，巡抚需50万两，总督则高达100万两，每一个职位都被标上了冰冷的价格，成为奕劻敛财的工具。

更令人不齿的是，奕劻深谙差别定价之道，根据求官者的家境与需求灵活调整价格，将贪婪发挥到了极致。

邮传部尚书一职本定价30万两白银，但当富可敌国的盛宣怀求官时，他深知对方财力雄厚，便强行翻倍索要60万两，盛宣怀为了稳固地位，只能无奈应允。

而当一名商人只为给庶母求得诰命头衔，愿花5万两购买县令职位时，奕劻念其诉求简单，竟“大发慈悲”将价格降至2万两，并非心存善意，不过是觉得蚊子再小也是肉，不愿放过任何一笔油水。

1908年奕劻七十大寿时，更是将这场权力交易推向了高潮，庆王府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从地方官员到富商巨贾，无不争相献礼，只为攀附权贵、谋求一官半职。

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亲眼目睹此景，在报道中描述庆王府终日人潮涌动，送礼的队伍从府门一直排到街头，场面之壮观堪比集市。

仅袁世凯一人，就送上了40万两白银的寿礼，这笔钱相当于800个县令的“市价”，足以见得两人利益勾结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