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在“哭墙”上一笔一画为亲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为祖辈继续讲述历史的责任。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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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的现场，张庆第一次见到了96岁的幸存者夏淑琴，她紧紧握住夏淑琴的双手，红了眼眶。
她们的故事，始于一场88年前的守望相助。张庆的曾外祖父许传音曾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负责救助难民。从一位难民口中得知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后，许传音带领约翰·马吉牧师赶到事发现场，拍摄夏淑琴家中的惨状，保留了日军暴行的罪证，并在战后作为证人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那一刻，张庆觉得，自己好像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历史，曾外祖父当年一面之缘见到的浑身是血的小女孩，如今已是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88年过去，那场残暴罪行的亲历者、见证者正在逐渐凋零。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1987年的1756人，减少到如今的24人。每年来参加家祭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今年只剩夏淑琴和刘民生两位老人出席。
在夏淑琴和刘民生背后，站着张庆、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在“哭墙”上一笔一画为亲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为祖辈继续讲述历史的责任。
自2022年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共分四批产生了38名传承人。他们通过口述家族记忆、参与国际证言、出版书籍、担任讲解员等方式，揭露侵略者暴行，维护历史真相。
2025年11月30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现在轮到我们来讲述了”
胡静雅是一名美术教师，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今年5月3日，胡静雅的外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去世，享年95岁。尽管以前，胡静雅也曾在课堂上以不同方式讲述外公的故事和南京大屠杀历史，可当外公真正离去后，一种更迫切的历史责任感好像才真正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现在轮到我们来讲述了。”
胡静雅记得，自己幼年时常趴在外公怀里玩耍，总会好奇地摸一摸外公后脑勺的一块疤痕。刘贵祥晚年时，胡静雅为他理发，剃刀推过，疤痕嵌在白色的发茬中，若隐若现。
那是日本兵殴打留下的痕迹。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7岁的刘贵祥目睹了父亲与弟弟死于日军之手。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场做苦工，做工期间，一个日本兵挥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后脑勺。
战争撕碎了整个家庭。刘贵祥的姐姐十来岁早早嫁人，妹妹也在孤儿院去世，接二连三变故，让刘贵祥几乎哭瞎了一只眼睛。
胡静雅很早就注意到，外公对于战争有极大的心理创伤。生前刘贵祥看《南京！南京！》的电影，会泪流满面，他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惨烈残酷。晚年时，为了避免回忆的痛苦，他不再接受采访，很少参加纪念活动，家人也尽可能避免提及那段历史。
外公去世后，胡静雅才第一次参加家祭的活动，在那面“哭墙”上，她找到了曾外祖父刘鸿宾的名字。
外公曾说过，他的小脚母亲曾带着年幼的自己去尸体堆里找过父亲刘鸿宾的遗体。那会儿尸体几乎都腐烂了，无法辨认，味道也很大，他们只能挨个扒开牙口看。刘鸿宾有一口整齐的小米牙，刘贵祥凭借这个特征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在附近草草掩埋。
刘贵祥是今年去世的第五位幸存者，截至12月，目前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24人。时间，正以最沉默的方式带走见证者，抢救传承历史记忆变得刻不容缓。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渐年迈，越来越多的后代已经走向前台。”2022年，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的认证仪式上，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副会长王卫星说，他们将成为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
2022年第一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主要是幸存者的后代，一共13人，他们是葛凤亮、黄兴华、黄睿、夏媛、李玉瀚、李真铭、常小梅、刘榴、马雯倩、徐宏、夏天行、王莲、阮红燕，来自10个幸存者家庭，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也有夫妻搭档。
在那次认证仪式上，夏媛和儿子李玉瀚从长辈夏淑琴的手中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时年12岁的李玉瀚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历史记忆传承人，却已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了好几年讲解员。
“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就带他参加家祭。上小学之后，他就主动去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太婆，也理解历史传承的责任。”夏媛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张庆参加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受访者供图
历史记忆传承人“扩容”
今年8月15日，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又有6人成为第四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和往年基本由幸存者后代组成的历史记忆传承人不同，今年首次加入了不同历史背景人士。张庆是在安全区救助难民、战后出席审判作证的许传音的曾外孙女；吴建琦是“京字第一号证据”相册的保存者吴旋的女儿；托马斯・拉贝是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的孙子；梅根·布莱迪是参与施救难民的南京鼓楼医院医生理查德·布莱迪的曾孙女……这也是首次将外籍友人纳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至此，38名历史记忆传承人，围绕从幸存者、救助者、证人、证据保护者……多重身份，构成了一张历史记忆传承的全景网络。
8月份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的证书后，托马斯・拉贝再次走访参观了拉贝故居。就是在那里，祖父约翰·拉贝参与救助了二十多万难民。他在这期间写下共10册超过2000页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翔实的史料之一。
约翰·拉贝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约翰·拉贝没有选择离开，“祖父和家人们在中国生活了30年，为西门子公司工作了25年，他的儿孙都在北京出生，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同事。在他看来，保护他们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他觉得必须留下来。”托马斯・拉贝说。
为保护南京的难民，约翰·拉贝与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25万中国人在此避难。他甚至还开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与后面的德国学校以及几座较小的建筑形成一个建筑综合体，称为“西门子保护区”，收留了650位平民，并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不断向日军抗议。
然而1938年2月，迫于德国政府压力，约翰·拉贝被遣送回国。离开之前，他仍然叮嘱安全区的负责人保护好中国难民，并将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平安护送到香港。
回到德国的约翰·拉贝在柏林做过南京大屠杀演讲，揭露日军暴行，这使得他成为德国秘密警察的重点关注对象。
二战后期，拉贝一家在柏林多次遭遇轰炸，住所被毁。1947年，拉贝一家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南京，曾经接受过拉贝帮助的中国朋友立刻行动，筹集了超过2000美元以及各种物资，帮拉贝渡过了难关。
新冠疫情发生后，托马斯·拉贝所在的德国海德堡市防疫物资短缺，他给中国驻德国使馆写信，在时任驻德大使吴恳的支持下，南京市政府迅速筹集一批防疫物资寄往德国。
托马斯·拉贝继承了家族的中国情缘，如今的他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德医学合作交流，促成了中国医疗团队与国际专家一起成功完成中国首例冻存卵巢组织移植，并实现移植后首例自然妊娠及首例健康婴儿的诞生。
跨越国界合作的种子，也许从祖父在南京时期就悄悄种下了。当年的拉贝、魏特琳等22位西方人士留守危城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被众人所知，但同时，亦有1500多名中国同胞直接参与安全区的工作。
1938年，在告别演讲中，拉贝曾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工作的。”而许传音就是其中一位。
许传音（前排左一）和他的家人们。受访者供图
家族的“秘密”
家祭前一周，张庆参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第九届“感恩·南京安全区”国际和平徒步活动。
徒步活动的起点在南京师范大学，这个前身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小小校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作为难民收容所庇护难民，避难者最多的时候高达1万余人。
张庆接到的任务是在魏特琳雕像处，为其献上生前最喜爱的菊花，并向参与徒步的人群讲述那段历史往事。
在参加活动前，张庆又重新阅读了《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书中提到的“许博士”正是她的曾外祖父许传音。
然而对于曾外祖父的战时往事，张庆家人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曾外祖父也很少主动提及。她的母亲曾告诉她，自己很年幼时，记得外祖父接到一个电话后，特别开心地告诉家人，自己要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作为曾留美的博士，许传音在庭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军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进行辩论。
张庆说，直到2003年，家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寻找许传音的后人，家人联系上报社后，记者带着张庆的母亲见到了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张连红，家人才得以了解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经历。
许传音出生于安徽贵池的一个普通家庭，天资聪颖。1915年，他获得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取得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的许传音从事过多个工作。1928年，许传音来到南京，担任湘桂黔专员、铁道部营业司司长等职。
1937年，时局吃紧，日军攻打南京的传闻甚嚣尘上。许传音把家人送回安徽贵池老家，自己则留守南京。
当年12月，身兼多职的许传音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当时，共建有25个难民营，收容了25万难民。许传音还把峨嵋路自建的洋房拿出来安置难民。
许传音擅长英语，他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开办粥厂，救济难民，也负责掩埋死难者尸体。
根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研究，红卍字会开办粥厂的米、煤实物及相关费用，都由许传音与西方人士逐一沟通，适时交付。他还亲自筹划、护送粮食到难民聚居点。此外，许传音参与主持收埋43000余具尸体的工作。
今年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一个与吴建琦父亲吴旋有关的故事，但吴建琦说，她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父亲的“秘密”。
吴建琦告诉新京报记者，某一天，还在上学的侄子回家向长辈们说起学校组织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见闻，提到了展馆内一本日军在南京烧杀劫掠的相册。吴建琦说，当时父亲只在一旁静静听着，并未作声。
没过几天，父亲突然提议让吴建琦陪他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展馆内，吴旋见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黄相册，它的封面手绘了一颗滴血的心脏，一把锐利的刺刀和一个触目惊心的“耻”字。
指着那本旧相册，父亲吴旋激动得无以复加，这才揭开了保护相册的往事。
日军攻破南京后，曾到新街口一家照相馆洗照片。15岁的学徒罗瑾目睹了相片上日军杀人强奸暴行，出于义愤，他偷偷加洗了一套保留下来。
然而这本相册却不慎遗失，被吴旋捡到。封面上那个“耻”字，让吴旋相信，相册的主人和他一样，是怀着国仇家恨的同胞。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揣着这个“秘密”熬到了抗战胜利那天。
彼时，全南京城贴满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吴旋从箱底翻出这本相册，郑重交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铁证。
今年8月，吴建琦向新京报记者展示当年媒体报道父亲守护屠城“血证”的报纸。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把历史讲给更多人
12月5日，张庆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出了一枚许传音的印章，那是许传音为数不多留下来的遗物。
张庆对曾外祖父没有印象。许传音去世时，她只有一两岁，在家人的讲述中，许传音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戴眼镜的沉默老头，时不时会蹦出一两句英语，晚年他卧病在床，由张庆父母悉心照料。
曾外祖父留下了太多谜。生前他很少对子女说起战争经历，许传音育有三儿一女（其中一子早夭），女儿许正平生前定居重庆，父女俩曾多次通过书信往来。张庆说，姑奶奶在信中曾向许传音询问南京大屠杀的经历，许传音回信写道，“我也不好写给你，见面我会详细给你讲，不然也说不清，同时也怕影响到你们。”
张庆曾在图书馆工作，对历史研究很感兴趣。退休后，她开始阅读相关史料，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识曾外祖父。张庆的外祖父在上世纪50年代曾手写过一份档案，里面提到了许传音的一些经历，张庆就结合历史资料一点点梳理许传音的关系图和经历，并写成文章，发给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
张庆一直在思考，作为一名历史记忆传承人还可以做些什么？应一家媒体之邀，张庆与夏淑琴的外孙女进行了一场对话，她们讲述了各自家族的故事。
夏媛的外祖母夏淑琴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闯入夏淑琴位于新路口5号的家中施暴，九口之家只剩下8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
背负着这段沉痛的记忆，夏淑琴一生都在为历史真相奔走。1994年，65岁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国土。
作为战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惨无人道暴行。
然而，夏淑琴此举却招来日本右翼作家称其“假人证”的污蔑，并被起诉。2006年，77岁的夏淑琴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最终获得胜诉。
近二十年来，尽管她赢得了官司，却始终有一个心结。在今年的家祭活动上，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今年已经96岁，以后不一定常来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给我的家人，给所有遇难同胞一个交代。”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夏媛手中。今年7月，夏媛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一同去往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讲述外婆一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经历，并受南京出版社委托，向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赠送了《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让这本书首次进入日本的公共文化机构，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让夏媛印象深刻的是，讲座结束后，有很多日本市民主动找到她，询问外婆夏淑琴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还有一个日本大学生，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北京生活了15年，了解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但是听完这次我的演讲以后第一次知道了日军的行为如此恶劣，他说希望有更多的日本学生能了解这段历史。”夏媛说。
只要去讲述，就能收到回音。张庆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铭记这段历史，知道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抗争，然后传承下去。”张庆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资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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