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史》，杨世明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该书对近三百年唐代诗人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诗风以及各时期诗歌特点与流变等事实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唐诗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脉络。

该书注重“诗”与“诗史”的结合，立足文学史，以文本为中心，清晰地论述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的高潮与失落以及诗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起起伏伏。

该书多为是作者教学和研究中的自得之见，语言平实简洁，是了解唐诗、唐朝诗人、唐诗历史的精品力作。

目  录

第一编　初唐诗

第一章　初唐前期诗

第一节　李世民的政治思想、文艺方针和他的诗

第二节　李世民周围的遗老重臣诗人

第三节　山林诗人王绩

第二章　初唐后期诗

第一节　唐诗革新的前驱“初唐四杰”

第二节　沈、宋、刘、张与文章四友

第三节　唐诗革新的旗手陈子昂

第一章　盛唐气象

第一节　盛唐始音：从张说到张九龄

第二节　追求清淡趣味的诗人（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

第三节　崇尚雄浑气概的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

第二章　执着追求人生价值的伟大天才诗人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与思想、性格

第二节　李白诗的卓越艺术成就

第一章　忧国伤时、仁民爱物的伟大社会诗人杜甫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第二节　杜甫诗非凡的艺术创造性

第二章　中唐前期诗

第一节　追求古朴之风的愍刺诗人（元结、《箧中集》诗人及

顾况、戴叔伦、戎昱）

第二节　五言诗的“双璧”（刘长卿、韦应物）

第三节　追踪盛唐余风的大历诗人

第三章　中唐后期诗

第一节　刻苦求新的好奇诗人（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

第二节　务实崇俗的讽喻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

第三节　关心政治的谪迁诗人（刘禹锡、柳宗元）

第一章　晚唐前期诗 438

第一节　清俊悲慨的格律诗人（杜牧、张祜、许浑、赵嘏、马戴、刘沧）

第二节　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

第二章　晚唐后期诗

第一节　刺时愤世的尚俗诗人（罗隐、聂夷中、杜荀鹤、于𣸣、李山甫、皮日休、陆龟蒙）

第二节　伤时忧生的清丽诗人（韦庄、司空图、来鹄、方干、郑谷及韩偓、吴融、唐彦谦）

附录　唐代诗人字号别称及传记资料索引

后记

再版后记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大抵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则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是诗。说到中国古代的诗，前人往往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一致认为唐诗为古典诗之集大成。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过一段话，治文学的大都耳熟能详。“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这种提法其实产生颇早。王国维就自称其说本于焦循《易余籥录》。而焦循之前，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词曲部》首篇也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

再早一点，明人曹安在《谰言长语》中说：“汉之文、唐之诗、宋之性理、元之词曲。”卓人月也在《古今词统序》中说：“夫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再前一点，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

《中原音韵》

他们说“世人口头语”“世之共称”云云，可见这种看法比较普遍。他们的说法不全一致，视角也有差异，但奇怪的是都以诗属唐，莫得例外。这很有意思。这是否说明了唐诗在历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呢？

本来，“诗体代变”，正如明胡应麟所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诗薮·内编》卷一），代有偏胜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胡应麟“诗之格以代降”的话，推导出唐以后无诗的结论来。

历代公推为“一代文学”的唐诗，其成果的确是丰硕的，其成就的确是伟大的，我们仅就以下几方面来看，也可以明白前人公论之不虚。

一是唐诗名家荟萃，菁华宏富。

今天我们见到的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的唐诗总集《全唐诗》，共900 卷，收录了唐五代2200余人的诗作48900余首。经过近年辑佚，总数已过50000 首。这个数字超过了绵延一千多年的先唐时期诗歌的总和甚多。

实际上唐人当时的作品远不止此数，我们从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中整理著录唐人别集的情况可以想知大概。

胡氏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初堂书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马氏所据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中所采录的唐五代别集共691家，计8292卷。

胡震亨估计这8000 余卷中，就算诗只占四分之一，也应有2000卷，但他编《唐音统签》时所据的也不过千卷左右。由此可以想象唐时诗作的总数至少当在100000 首以上，到明时已佚亡过半。

《唐音统签》

50000 首诗的数字，比之后来的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诗，自然不算什么；可是唐代刊刻未兴，诗篇全靠手录，宋以后才得以梓行，如非世人珍爱，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唐诗肯定少得多，从这一点着想，50000 首是一份不小的遗产。

当然，更可贵的是这50000 首诗中流播人口的名篇很多，其传播率可能超越任何一代，这证明它质量高，菁华极为宏富。

至于从诗人说，李白、杜甫都是俯仰今古的天才，王维、韩愈、白居易、李商隐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此外大小名家也有数十，至于像张若虚、王之涣、张继等以一二首诗得名的更难以数计了。所以从诗人、诗作的水平、质量来说，唐诗的确是其他时代难以企及的。

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致杨霁云》，1934-12-20），从总体的比较上说，这话是有道理的。

《鲁迅全集》

二是唐诗题材宽广，内容丰富。

诗是诗人体认生活的审美产物。诗人的生活感受愈丰富，他的艺术情感世界便愈宽阔，提供给读者的诗作便愈益多姿多彩，其价值也就愈高。相反，如果诗人生活狭窄，诗境贫乏，写来写去都是似曾相识的老一套，那么就算技巧再好，也难于生新动人。

齐、梁宫廷诗人们很多都是镂月裁云的高手，可是他们生活圈子太窄，而且缺少积极健康的精神，于是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往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这样写出来的诗，当然不可能感动人。唐初诗人多在宫廷，生活单调，其诗少有生气。

直到“四杰”出，他们把追求功业的理想和游宦江湖的情感化之为诗，使题材“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此后唐诗才逐渐焕发出茁壮的生命力。

当然，如就个人而论，题材与内容的宽狭之别仍然很大，如杜甫诗的题材就很宽，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故称“诗史”。胡铨说：“少陵杜甫耽作诗，不事他业，讽刺、讥议、诋诃、箴规、姗骂、比兴、赋颂、感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怨怼、凌遽、悲歌、喜怒、哀乐、怡愉、闲适，凡感于中，一于诗发之。”（《僧祖信诗序》）可是唐诗人中也有选题很窄的。

不过就整个唐代诗坛来说，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可说人世间一切世象、景象、兴象似乎都投影其中了。举凡天象、时令、山河、田园、边塞、都会、宫禁、蛮荒、政教、人伦、宴享、朝会、庆吊、谪迁、出使、隐逸、游侠、渔樵、狩猎、离会、愍刺、述怀、咏物、怀古、咏史、论文、题画、叙事、民俗、风情、酒肆、青楼、寺观等等，莫不有诗。

大致其他文体可以反映的内容，诗中皆可表现，甚至幽冥、仙界，无往不届，可以说再现了大千世界。

《全唐诗》

三是体制完备，形式多样。

胡震亨云：“诗之至唐，体大备矣。……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外古体有三字诗、六字诗、三五七言诗、一字至七字诗、骚体杂言诗；律体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又六言律诗及六言绝句。而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诗体名，庶尽乎此矣！”（《唐音癸签》卷一）

《唐音癸签》

他说的大致齐全。唐代诗人可以在这么多的形式、体裁中选用合适的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意识、情感与生活图景，难怪能涌出大量的名篇佳什。

唐以后，诗的体制基本没有创新，虽然出现了词、曲，但就狭义的“诗”而言，却再也没有产生大的突破。唐诗在形体上的范型至今仍在古典诗的爱好者中起着作用。

四是百花齐放，风格繁多。

唐诗的作者有2000 多人，当然不是说每人都具有风格。但在唐代，杰出的诗人的确不少，他们往往都能放任个性，独具机杼，在创作中形成独自的诗风，从而使诗坛呈现百花竞艳、群星争辉的局面。

他们中有雄浑悲壮者，有清远淡泊者，有奇伟飘逸者，有沉郁顿挫者，有重拙镵刻者，有清圆流利者，有质朴俚俗者，有绮艳风流者。或如秋水芙蓉，或如草根寒蛩，或如风樯阵马，或如野寺孤僧，或如百宝流苏，或如豆棚瓜架。可恣肆铺张，可简约精警，可流畅，可僻涩，可富丽，可寒俭，可坦易，可深婉，可真切，可诡异。而且往往不是一人一貌，有的诗人在总体风格下还呈现出多种神态。

有些诗人相互间又异中有同，形成流派或群体。尽管流派不同，但由于映照着时代的光影，表现出时代的共同特征，他们又禀受着相同的气象。总之，唐诗的风格极为繁盛，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方，它充分展示了唐诗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

五是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唐诗虽只是一代诗作，但它领受了前代诗歌所有的精华。元稹评杜甫诗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这话如果用来说明唐诗的渊源，大致也是正确的。沈德潜说：“唐人诗虽各出机杼，实宪章八代。如李陵录别，开《阳关三叠》之先声；王粲《七哀》，为《垂老别》《无家别》之祖武。子昂原本于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泽。”（《唐诗别裁集·凡例》）

《唐诗别裁集》

这话说得更明白。由于能兼容百川，故能成其大，“即齐梁之绮缛，陈隋之轻艳，风标品格未必不逊于唐，然缘此遂谓非唐诗所由出，将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沈德潜《古诗源序》）。这既解释了唐诗繁荣一个方面的原因，也证明了唐诗本身的孕大含深。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对后世说，唐诗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如果把10 世纪及其后的中国古代诗都看成唐诗的脉裔，恐怕并不过分。宋诗是有成就的，甚至可与唐诗比肩，可是宋诗实际肇始于杜、韩，以文为诗产生于中唐。

所以唐代的诗，应该说就大体段来看有两体，一是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音，一是以思理筋骨取胜的宋调。

由此可见，宋诗直接脱胎于唐。元人是学唐的。明诗主要宗法盛唐。清人或宗唐，或法宋，追源逐本，仍离不开唐诗的影响。

至于说到唐以后诗歌理论上的以禅喻诗以及神韵、格调、肌理、性灵诸说，亦莫不由唐诗所启发。宋后诗话不重唐诗的很少。说到世人传习，更是历代不衰。

《唐诗三百首》

有专家稽考唐以来至清末的唐诗选本，至少有600 余种。清人编的《唐诗三百首》家喻户晓，至今不废。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世沧桑，陵谷变迁，作为文学遗产的唐诗，经受历史罡风烈火的考验，不仅没有化为劫灰，反而光彩焕发，百代弥新，这不是有力地证明了它的伟大珍贵和无穷的生命力吗？

唐诗的空前繁荣与巨大成就，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历史机缘。

国家的统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活跃，是文艺兴盛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南北各地域的联系、交流及对外的开放、贸易，打破了长时期的割据与封闭状态，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当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与信息。

科举制、开明的文化政策及多元的哲学意识，促成士人思想、行动空前的自由与活泼。交友、漫游、干谒、任侠尚武、信奉佛道、崇尚隐逸、游宦名都等等社会风气，促使士人养成多种情趣与经验。君主雅好文艺舞乐，特别是初唐的宫廷诗会，虽然本身没有产生出什么好作品，却刺激了世风，使整个社会对诗抱着欣赏与偏爱的态度。

不过，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对于唐诗的勃兴来说，这只能说是外因。唐诗繁荣还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契机及诗人创作的自觉意识。这可说是唐诗发展的内因。

中国历史上的盛代推汉、唐，可是汉代的诗如初生童稚，与唐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汉代虽有强盛的国势，它的赋与散文的发达都能与之相称，可是就诗而论，它接受的遗产与经验实在太少了，而且文学观念也远未形成。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7年版。

所以有才如班固，也只能写出“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逮长安城”（《咏史》）这样质木无文的诗来。

唐人就幸运得多了！建安及六朝以来，五言诗已经成熟，七言诗亦已渐兴，山水诗已经产生，新体诗也已出现，加之声律说的流行，文笔的区分，文学相对于学术的独立，《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影响，凡此种种，均造成纯文学观念的形成，造成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体制的更新与改善，以及诗歌艺术上的创作经验的成熟与丰富。

唯一有待的是天才的诗人、旺盛的创作热情以及端正健康的创作方向的到来。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能登上顶峰。

唐人正赶上了这一机缘。明人林鸿说：“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高棅《唐诗品汇·凡例》）意思是唐人正好取汉魏与六朝两期之长而去其所短，故能得天独厚，取得空前成功。

《唐诗品汇》

这是中国诗歌生长期中的“正、反、合”。唐人既赶上了诗体发展的“合龙”机遇，再加上上述空前有利的社会环境，于是当大批天才诗人出世，当社会对诗抱着珍爱与渴求，当“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等不断引导着诗坛坚持改革与创新的方向，当这些主观条件都出现时，自然而然，有唐三百年取得诗歌创作的空前成功便是无可怀疑的事了。

闻一多先生曾把这个时代叫“诗唐”。他说，“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见业师郑临川先生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中《说唐诗·诗的唐朝》），这话很精辟。

的确，在唐朝，几乎整个社会的才子都在写诗，正如胡应麟所说：“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诗薮·外编》卷三）

六朝及初唐那种诗为宫廷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自“四杰”以后全被打破。到处可以看见诗、听见诗，不仅书于楮墨、被于弦管、刻于碑石、题于寺壁，而且还远传海外（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鸡林贾人求市元、白诗甚切。

又贾岛《哭孟郊》诗“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诗人在这时极受青睐。上官仪步月吟诗，路人视若神仙（《唐诗纪事》卷六引《古今诗话》）。“旗亭画壁”的故事也说明诗人倍受尊敬（薛用弱《集异记》卷二）。

白居易生前诗名传天下，歌伎都以能诵《长恨歌》而大增身价（见白居易《与元九书》），死后宣宗李忱作诗吊唁，赞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谓生荣死哀。

有人倾慕李白，自名李赤；又有人改名张碧，字太碧（见《柳宗元集》卷十七《李赤传》及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五）。

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

有人崇拜白居易，自称黄居难，字乐地。又有人企羡杜荀鹤，自名杜荀鸭（均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二《宛委余编》七引《霏雪录》）。李洞尊崇贾岛，为铸铜像顶戴之，视之如佛（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

这些掌故及佳话太多了，充分反映了唐诗的社会氛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唐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

那么，什么是唐诗？唐诗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唐诗，就是唐代的诗”，这不能说错，却等于没有回答。其实这问题很难回答。一方面，对于唐以前的诗来说，唐诗的确表现出崭新的面目，风神独具；而另一方面，有唐近三百年，唐诗时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又使我们很难给它概括出单纯、固定的内涵。

这就有必要认识唐诗发展变化的脉络、轨迹，有必要对此发展变化作宏观的把握。这自然导致唐诗的分期。

《沧浪诗话校释》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唐诗分为五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他推重盛唐诗，认为这才是“第一义”，大历后诗都是小乘禅。这实际是最早的唐诗分期，是五分法。

元代方回在其编选的《瀛奎律髓》卷十首次有了“中唐”的提法。杨士宏编选《唐音》，有始音、正音、遗响之目，其中“正音”又分为唐初盛唐诗（武德至天宝末）、中唐诗（天宝末至元和）、晚唐诗（元和至唐末）三段，这像是三分法，又像是四分法。

明人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明确在卷首的“诗人爵里详节”中标出：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开成至五季为晚唐。

他在总叙中概括描述了各期的主要诗人及风格流变，又在凡例中说“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可见他在四唐中，以盛唐为正宗，元和以后为变体。

这个选本影响很大，这以后“四唐”的分期得到多数人承认，这种“正变”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一些人的分期只是在各期间的断限年代上略有出入，大的格局却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严羽、高棅的理论中也有明显的缺点，如硬要把杜甫划入盛唐，以突出“盛唐之盛”，为“诗必盛唐”说张目，而又对中、晚唐诗的新变过于贬抑，往往以时势的盛衰来品评各期诗的高下，形成一种崇“正”黜“变”的观念。这种作法既不符合事实，又宣扬了复古而忽视了创新，后来的前后“七子”进一步推波助澜，有一定消极作用。

所以，严、高的分期也受到一些人讥议。如钱谦益便问道：“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世之荐樽盛唐，开元、天宝而已，自时厥后，皆自郐无讥者也。诚如是，则苏、李、枚乘之后，不应复有建安、有黄初……”（《牧斋有学集》卷十五《唐诗英华序》）

《牧斋有学集诗注》

袁枚也说：“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尝举盛唐贺知章《咏柳》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皆雕刻极矣，得不谓之中、晚乎？”（《随园诗话》卷七）

他们的质问都有道理，不过完全否定分期也太过分，而且严羽明明说：“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沧浪诗话·诗评》）有了这个大概划分才能看出唐诗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现当代学者为纠正“诗必盛唐”说的偏执，在分期上作了大的调整。

闻一多把建安五年（200）至民国九年（1920）的诗称为近代诗，其中又以天宝十四载（755）为界分为前后二期。他说：“唐诗在天宝前后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这是因为作者的身份和生活前后有了很大改变的缘故。”（《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他对唐诗也用四分法，盛、中唐以天宝末为界。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把唐诗分为初盛唐诗、中晚唐诗两大段，以安史之乱为界，杜甫是中晚唐诗的开先。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唐诗研究空前兴盛，在分期问题上也有新的探索，目前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八分法都有，各有理由。

但有一点比较一致，即多以天宝十四载作为一个重要分界线，把李白、杜甫分置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且既肯定盛唐之为盛，也充分重视中晚唐的创造发展。

表面看来，似乎这只是分期问题，实际上它反映了今人对唐诗发展流变新的认识与评价，反映了新的“正变”观念。本来宋、元以来以大历为盛、中唐分界，包含着文艺的因革缓于世变，文学发展与政治、经济不全同步的合理因素，但他们划线的主要目的却在于并尊李、杜，推重盛唐，崇“正”黜“变”。其实文学也有另一特点，即它无比敏感，是时代的风雨表。

艺术形式的变化虽不与世变亦步亦趋，但对主体情绪及客体氛围变化的反映却是很敏捷的。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杜甫饱经世乱，其诗作绝大多数写于乱后，沉郁深厚，以写实见长，与李白为代表的重在表现主体意兴的盛唐浪漫主义诗风大相径庭；且杜诗在艺术上也开辟了无数法门，影响极深远，中晚唐诗莫不在其笼罩之下，其与李白应分属两期实无可置疑。严、高等人纳杜甫入盛唐而贬低中晚唐诗的创变的做法，实际是一种复古的、凝止的诗学观在作怪，此种偏颇自应纠正。

在我看来，唐诗的分期起码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国家的强弱安危，社会政治、经济的清浊荣枯，文化氛围的兴衰消长，这都决定了创作客体的状貌，也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心态、情感。时势变易，文艺自会随之改观。

《唐诗书目总录》

二是诗艺自身的规律。

这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经验、历史与现实等因素作用于诗人而形成的创作上的节律性。纪昀曾说：“陈、隋雕华，渐成饾饤，其极也反而雄浑。盛唐雄浑，渐成肤廓，其极也一变而新美，再变而平易，三变而恢奇幽僻，四变而绮靡。皆不得不然之势，而亦各有其佳处，故皆能自传。元人但逐晚唐，是为不识其本，故降而愈靡。明人高语盛唐，是为不知其变，故袭而为套。学者知雄浑为正宗，而复知专尚雄浑之流弊，则庶几矣。”（《瀛奎律髓刊误》卷二十四）

他这话说得较平实，正道明了诗艺自身不得不变的形势，正确的唐诗分期就应该揭示出这种规律。

第三是诗人群体代谢的因素。

诗人各有个性，但同时代的诗人由于客观环境相同，在心态特征上、审美意识上总有相通之处，这往往造成一种时代风格。所以诗人群体的代谢也是诗歌风会转移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样的原则，我想唐诗发展的大趋势可以分为四期七段来看。

《唐诗汇评》

武德至景云的九十四年是初唐期。

其中又分两段。武德、贞观是前段，中心是李世民，诗人多是遗老重臣。这段时期诗在宫廷，有很明显的御用性、应酬性，受齐、梁影响重，但有所匡正。这时诗人普遍重视声律、对偶，有益于近体诗的生长。

高宗及武后当政期为后段，诗坛代谢，新人崭露。这当中一部分人追踪前人，发展了应制诗，另一部分人则改革诗风，使创作从内容到气象都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生活气息。他们共同完成了诗的律化。在陈子昂手中，古体的地位被提高，从此古、近同尊，并驾齐驱。

玄宗在位的四十五年为盛唐。经过张说到张九龄这段时间的酝酿，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清淡派诗人，以及高适、岑参为代表的雄浑派诗人。

前者近体最优，而后者尤擅古体，前者多用五言，而后者七言最突出。他们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造诣，显示了唐诗特有的面目。李白一出，“盛唐气象”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表现，把盛唐诗推上了高峰。

从肃宗至德初至穆宗长庆的六十九年可称中唐期。中唐期又大致以贞元十年（794）为界，分为前后二段。前段以伟大的社会诗人杜甫为先导，他蒿目时艰，忧国伤乱，开写实之风，抒家国之痛，其诗不愧为“诗史”。他“诗料无所不入”（《唐音癸签》卷十），力擅众

体，而且“正而能变，变而能化”（《诗薮·内编》卷四），沾溉后人至多。

中唐前段其他诗人，有少数志在愍刺，关心现实，好五言，求复古，但成就不大。更多人活跃于大历前后，专心吟咏乱世余生的感受，以抒写自我为中心，他们主要继承盛唐清淡诗风，长于近体，五律尤胜，工秀圆润，几至炉火纯青，但缺乏创新。

《诗薮》

中唐后期崛起的是生长于乱后的一批新人。他们大都有过“中兴”的理想，看不惯大历末流的萎靡熟烂。他们都尊崇杜甫、韩、孟等人，学习杜甫在诗艺上的刻苦与创造，以纠正大历后之圆熟肤浅，故好奇求新，有镵刻险涩之趣；而元、白诸人则宗法杜甫的忠悃君国、关心时政、即事名篇，以改变大历以来“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皎然《诗式》卷四）的空虚，主张务实崇俗，掀起了讽喻诗的高潮。

这段时间出现了不少有个性的诗人，是唐诗的发展新变期，也揭橥了宋诗，其成就不亚于盛唐，可以说是唐诗的第二次高潮。

从敬宗到昭宣帝的八十余年是晚唐期。这是末世，这期的诗人身上都映照着黯淡的落日余晖，他们发出的是衰世的悲音。这期又分两段。从敬宗到宣宗是前段，这里面杜牧、张祜、许浑、赵嘏等人以七律见长，风格清俊豪迈，健爽悲凉，往往在历史的凭吊中寄寓着衰世的感慨。

《晚唐诗钞》

李商隐与温庭筠开艳丽诗风，以救孟郊、贾岛以来的清苦枯槁之病。这当中李商隐诗兼众体，成就很高，影响也很大，为唐季大家。

懿宗至唐亡为后段，活跃着两群诗人：一群是罗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等刺时愤世的尚俗诗人，一群是韦庄、司空图、郑谷、韩偓等伤时忧生的清丽诗人。他们都擅长近体，一般多纤巧而少浑朴，多直露而少含蓄，多佳句而少完篇，多雕琢而少圆融，又善体物，以小巧见长。唐诗至此，渐渐衰微，不得不让宋诗、宋词代兴了。

基于这样的阶段性的审视，我们对唐诗的特质似乎可以这样认识：

盛唐诗文质炳焕，声律优美，既有气骨，复饶兴象，古、律二体俱佳，情感厚朴，秀丽雄浑，成为典型的唐音，它的确可作为唐诗的代表。

大乱之后，杜甫开写实之风，极诗法之变，为中晚唐诗开辟了新路，启发了新的流派与风格的成长，使诗歌又有了创造发展，特别是在元和前后有了大丰收，对宋以后诗产生着深远影响，它同样也是唐诗中的精华。

中国诗源远流长，唐诗是其中最富魅力的一段，峡谷通津，飞瀑急流，千汇万状，蔚为大观。大致两周之风、雅，南楚之屈骚，汉、魏之风骨，六朝之新声，莫不兼收并融，英华尽萃。唐以后诗之有自家面目者，一为宋诗，一为清诗，莫不由唐诗肇其端，孕其胎。

因此，我们说唐诗是以情韵丰神胜固然是对的，说它当中有宋体也是对的，它的确是中国古代诗之集大成者。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

这本书稿是1988 年开始动笔的。当时我正准备为中文系本科生及硕士生开一门“唐诗概论”的选修课，大纲已写好，约四五万字，却苦于没有供给学生阅读的篇幅适中的教材，颇费踌躇。

恰好这时出版社一位朋友过访约稿，于是我便萌发了写一本唐诗史的念头。经过出版社几位大编研究，承他们信任，同意了。

这年的盛夏我便开始了“耕耘”。手边有多年积累的资料，还算丰富，可是由于常有教学任务及杂事，稿子只能时写时辍，直到1990 年夏才完稿，而就我的工作状况说，这种效率已算不低了。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正迎着活跃的商品经济大潮向原有的出版秩序冲来，再加上传统学术在社会生活中日趋冷落、贫困，拙著自然显得很不合时宜。出版社处于体制转轨之中，有很多苦衷和难处，书稿被搁置了下来。

我没料到，重庆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们，始终未忘扶、持学术的老传统，几年之后，他们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记着这本书稿，决心出版。这使我很感动，我希望他们接受我言微意重的谢忱。

重庆出版社版《唐诗史》

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让读者对近三百年唐代诗人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诗风以及各时期诗歌特点与流变等事实，有较翔实的了解。

由于篇幅有限，再加上自己理论修养差，卑之无甚高论，所以我采用了“实多虚少”的写法。我认为读者最重要的是掌握“事实”。可是搁笔之后，自己又觉得还有一些问题言犹未尽。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我相信高明的读者自会补正。

写作过程中，唐诗专家谭优学教授及业师郑临川教授看过我的提纲，勖勉甚殷。原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著名学者萧涤非教授，在病中为此书题签，使我铭感难忘。如今拙作即将面世，我时时感念他们的鼓励，同时深切悼念已经逝世的萧涤非先生！

书中还有一些地方使用、借鉴了前人及时贤的成果，有未能表出者，统此致谢！责任编辑杨直培先生为此书的立选、审订、校印做了大量工作，十分辛苦，再次致以谢意！切盼专家及读者给以指正，匡我不逮。

杨世明

1994年2月1日

于四川师院宿舍

《刘长卿集编年校注》

《唐诗史》是我1988 年到1990 年间写的一本专著，那时正在带硕士研究生，为了给学生研究唐诗提供一点起码的辅导，就编写了这本书。书写好后，正逢商业经济大潮涌动，出版碰到了困难。直到几年之后，经重庆出版社几位朋友的努力，书终得出版，但这不是畅销书，赚不来钱，所以印数很少，只印了2000本。

书少，我手中十多本早已送给师友，只留了一本作“母本”。近来，常有读者索要，我只好表示歉意。上个月，忽得江西教育出版社陈骥先生来电，他在网上发现此书，颇有重版此书的打算。我很高兴。倒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书阙有间，由此可以得到弥补。

旧书重印，自是幸事，但自省写书时尚为绿鬓朱颜，再理残编，已近二纪，耄耋昏聩，实在是感慨万端。

为了重印，理应再加董理，但精力有限，只能仔细校阅，尽量减少错误，原著未能大动。书中瑕疵，常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能改最好，如力有未及，敢劳读者教正之。

杨世明

2024年2月15日

于西华师范大学宿舍

《巴蜀文学史》

杨世明，生于1937年，四川峨眉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曾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化史、唐诗概论、《昭明文选导读》、学术名著导读等课程。著有《淮海词笺注》《唐诗史》《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巴蜀文学史》等，校点有《眉庵集》，合编有《古代诗歌选》《历代咏梅诗词选》《巴蜀艺文五种》《巴蜀方志艺文篇目汇录索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