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上有一位资深外交官，他在海外履职长达三十年，先后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及苏联等国大使。这位外交官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两项纪录：担任驻外大使次数最多，累计任期最长。
从宁都起义中脱颖而出的军事领袖，后来转型为外交使节。这些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仅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外交作用。他们的经历，从战场到谈判桌，见证了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
1931年12月15日，江西宁都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人的指挥下，国民党第26路军的1.7万名官兵携带着2万多件武器装备，集体倒戈加入红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次起义由近20名中共党员在内部策动，成为国共内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王幼平正是从这支起义部队中走出的代表人物。宁都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力量，更为中国革命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王幼平，1910年8月15日出生在山东新城县（现淄博市桓台县）索镇马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到新文化和进步思想。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他于1926年加入了进步组织“甫晨书社”，并在1927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0年，王幼平离开家乡，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初，他随26路军抵达江西，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国民党第26路军中共士兵党支部副书记，参与了宁都起义的筹备工作。起义成功后，他加入红军，先后担任红5军团排长、连长、教育科长，以及第14师处长、新编团团长兼政委等职，参与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在长征期间，王幼平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央工作团成员、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的支部委员及代理书记，以及中央卫生所的支部书记。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积极组织下属深入民众，高效地完成了物资筹集和政治宣传任务。
长征胜利后，王幼平被调至中央白区工作部任职。1935年年底，他成功说服了被俘的东北军上校团长高福源，为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建立联系提供了关键支持。1936年4月，王幼平受周恩来指派，前往宁夏、绥远和山东执行白区任务，并圆满完成了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幼平受命从延安调往山东聊城，出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并兼任军事部长和10支队政治部主任（内部称为政治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党在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他的领导下，成功组建了规模达6000人的山东省第6区游击司令部第10支队。
在抗战时期，王幼平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和新8旅的政治部主任，以及冀南三地委书记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忠诚执行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并成功策反伪军，这些努力得到了时任师政委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1938年，毛泽东与王稼祥、萧劲光在延安同宁都起义的部分参与者拍摄了一张集体照片。
1938年12月9日，中共以第10支队为核心，在冠县的崔八里庄成立了筑先纵队，李聚奎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幼平出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边的反动势力并不抗日，反而忙于争夺地盘，试图联手消灭筑先纵队。他们从南、东、西、北四个方向对冠县的筑先纵队形成包围。然而，这些反动武装内部矛盾重重，各自心怀鬼胎，都想吞并对方以壮大自己。王幼平建议利用这些矛盾，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先集中兵力消灭西面的敌人，这一提议得到了李聚奎的认可。1938年12月24日，筑先纵队成功歼灭了西面的2000多名敌人，反动武装因此分化瓦解，鲁西北的局势逐渐稳定。在鲁西北的三年里，王幼平走遍了冠县的各个乡村，他领导的游击队与日伪军在冠县县城、韩村村东、西白塔、陈贯庄、桑阿镇、费集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白天进行“扫荡”，晚上则因害怕游击队的袭击而躲在县城不敢外出，筑先纵队因此声名远扬。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幼平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18军副政委以及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他积极参与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王幼平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整顿，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王幼平作为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政治部的代理主任，跟随兵团指挥部向大西南推进。他带领部队从邵阳出发，向西进军，于11月15日成功占领贵阳。就在这个时候，5兵团接到了中央的紧急命令，要求王幼平立即返回北京。他迅速告别了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乘坐吉普车火速北上。抵达长沙后，王幼平见到了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
王幼平直截了当地问：“让我去北京做什么？”
邓政委提到让王幼平负责外交工作。王幼平回应道：“这事我实在做不来，请您另选他人。我之前提交的入藏申请，您有收到吗？”
邓政委表示，我觉得你从事外交工作挺合适。中央原本计划从二野抽调阎红彦、刘志坚和你三人；但阎红彦提出不想去，中央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原本要调三个人，现在少了一个，这样不太好交代。
王幼平不得不离开二野指挥部，启程前往北京。
1952年4月，王幼平、黄镇和李雪三在北京一起拍了张照片。照片里，王幼平站在左边，黄镇在右边，李雪三则在中间。这张合影记录了三位历史人物在那个时期的相聚时刻。
王幼平抵达外交部时，见到周恩来格外兴奋。他立即向周恩来敬礼，并说道：“总理，我是您的旧部王幼平，前来报到！”周恩来看着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王幼平，微笑着回应：“幼平同志，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王幼平笑着回应：“确实，能直接听总理安排，真是我的荣幸！”尽管他内心对外交工作有些抵触，但这话他并没说出来。到了外交部后，他发现当年一起参加宁都起义的黄镇和姬鹏飞也被调来做外交，这让他更加无话可说了。就这样，王幼平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里，一干就是几十年。
游历各国最多的军事外交家这位军事外交家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频繁出访各国，成为历史上出使国家数量最多的军事将领。他不仅具备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更在外交领域展现了非凡的智慧。通过频繁的跨国访问，他成功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关系网络，为所在国家赢得了重要的战略利益。他的外交活动涵盖了多个大洲，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足迹遍布全球。这种独特的军事外交家身份，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外交策略灵活多变，善于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调整方针，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游刃有余。他的外交成就不仅体现在签署的重要协议上，更体现在为所在国家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这位军事外交家的卓越表现，为后来的军事外交官树立了典范，成为研究军事外交的重要案例。
从1950年8月开始到1954年11月，他担任了中国派驻罗马尼亚的首位大使。
从1955年6月到1958年4月，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挪威王国的第一任大使。在这段时间里，他代表中国在挪威开展外交工作，处理两国间的各项事务。这一任命标志着中挪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双方交往的新篇章。
1958年9月至1961年3月期间，担任中国派驻柬埔寨王国的第一任大使。
从1964年5月到1969年1月，他担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的外交代表。
从1969年6月到1974年8月，他担任中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使。
1975年1月至1977年4月期间，他担任了中国驻马来西亚的第一任大使。
从1977年8月到1979年7月，他担任中国驻苏联的外交使节。
1979年7月，王幼平从国外返回中国，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职。
王幼平在派驻七个国家担任大使时，外交表现相当出色，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在各个岗位上都展现了卓越的能力，为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处理国际事务还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他的工作都得到了广泛认可。通过扎实的外交实践，他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8月，王幼平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大使。上任后，他立即深入基层，走访工厂和农村，亲身体验石油冶炼和采矿工作，甚至与当地农民一起收割向日葵和挖甜菜。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他全面了解了罗马尼亚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王幼平及时向国内汇报了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推动了双方高层互访，并签署了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协议。这些举措为中罗两国建立长期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0年，王幼平作为中国大使，正式向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提交了国书。这一外交行为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式确立，王幼平在这一过程中履行了其作为外交使节的基本职责。国书的递交不仅是对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官方确认，也是王幼平个人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认可与合作意愿。
王幼平在罗马尼亚任职期间，与各国大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拓宽了外交渠道。他与苏联大使麦尔尼柯夫关系尤为密切，两人经常在使馆内无拘无束地交谈。麦尔尼柯夫还邀请王幼平参观苏联援助罗马尼亚的工厂，并一起在多瑙河钓鱼、打野鸭，所得猎物平分。麦尔尼柯夫曾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王幼平离任时，他赠送了一面乌克兰国旗作为纪念，并安排苏联各大城市外办在车站提供便利。朝鲜大使曾是八路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担任平壤市委书记，与王幼平有共同的抗日经历，两人在罗马尼亚重逢倍感亲切，经常交流外交经验。此外，王幼平与东德大使也保持密切联系，这位资深外交官为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外交建议。
1954年夏天，中国与挪威展开了外交对话。挪威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便迅速切断了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联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王幼平在罗马尼亚的外交表现突出，周恩来决定委派他担任中国驻挪威大使。
1955年6月，王幼平被任命为驻挪威大使，他在递交国书时体验了当地的传统礼仪，乘坐了一辆中世纪风格的马车。6月6日上午9点，挪威王宫派出了两辆马车，由御林军马队护送，前往王幼平大使下榻的酒店迎接他。根据王宫的规定，递交国书时不允许带翻译，但由于王幼平不懂外语，挪威礼宾官特别批准了一名懂外语的中国外交官陪同。马车装饰华丽，镶嵌宝石，车夫身着黑色燕尾服，卫士们头戴红缨钢盔，身穿金线绣边的戎装，手持红缨长矛，整个队伍在大街上显得格外庄重。这一场景不仅让王幼深刻感受到了西方礼仪的独特魅力，也让他体验到了作为国家使节的尊贵与荣耀。
王幼平抵达挪威王宫时，哈康七世亲自迎接。他恭敬地向国王鞠躬，双手递上国书。国王接过文件后，与王幼平握手致意。现场记者纷纷按下快门，记录这一重要时刻。仪式简洁而庄重，很快便顺利完成。多年后，王幼平谈及这段乘坐皇家马车递交国书的经历，仍深有感触。他回忆道，虽然自己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徒步到骑马，再到乘坐吉普车和奔驰车，但唯独那次坐马车递交国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挪威担任大使期间，王幼平始终坚持实地调研的工作方法。他深入考察了当地的航海、造船、渔业、旅游业以及水电等产业，并将调研成果整理成报告提交国内，获得了高度重视。回国休假时，周恩来专门约见他了解挪威的经济发展状况。周恩来对挪威的支柱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就相关问题与王幼平展开深入讨论。王幼平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1958年9月25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正式进入柬埔寨王宫，向国王呈递国书。这一仪式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王幼平作为中方代表，完成了这一重要的外交任务。
王幼平第三次被任命为驻外大使，这次的目的地是柬埔寨。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正式宣布独立。随后在1954年7月，法国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军。到了1958年9月，中国与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等反华势力活动频繁，但柬埔寨始终坚持“和平、中立”的原则，没有加入美国组织的“防御联盟”。周恩来对西哈努克亲王的这种坚定立场表示高度赞赏，因此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与柬埔寨的关系，决定任命王幼平为驻柬埔寨的首任大使。当时柬埔寨并非由共产党执政。王幼平在赴任前，毛主席特别提醒他，在柬埔寨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王幼平严格遵守了这一指示。1958年12月，中国在金边举办了中国建设展览会，王幼平在展览会的解说词中删除了所有涉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敏感词汇。
在担任柬埔寨大使期间，王幼平频繁视察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并前往柬埔寨北部的偏远地区慰问中方工作人员。自1960年起，中国首批援柬项目陆续竣工，两国还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王幼平在推动中柬友好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2月，王幼平接到命令回国。西哈努克亲王在皇宫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勋仪式，表彰他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方面的杰出贡献，并授予他“友好合作十字勋章”。一年后，也就是1963年4月，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柬埔寨之前，王幼平再次被派往金边，承担一项特别任务，确保这次访问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王幼平第四次被派往古巴担任大使。在古巴期间，由于古巴与苏联关系紧密，对中国态度恶劣，甚至进行恶意攻击。王幼平在日记中写道：“面对强敌，不必理会小角色；即便情况糟糕，也要尽力挽救；只要不越界，就不予理睬；遇到问题要谨慎处理。”他遵循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中古关系的指导，既坚守中国的外交原则，又运用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得中古关系在冷淡期保持平稳，避免了像中苏关系那样走向对抗。
1969年1月，王幼平结束了在古巴的任期，回到国内。和其他归国大使一样，他一度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很快与耿飚、黄镇一同获得平反。随后，他被中央任命为驻越南大使。上任后，王幼平果断调整使馆内部工作，去除了一些极“左”的做法，比如摘除过多悬挂的语录，这些举措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当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关键阶段，王幼平在美军频繁空袭的险恶环境中，走遍越南各地，即便在河内遭受美军连续十二天轰炸的危急时刻，他仍坚持外交工作，及时向国内汇报战况，并提出关于抗美援越的务实建议。
王霞回忆起她叔叔王幼平的经历：“我三叔告诉我，那时候飞机不停地轰炸，炮弹随时可能落到任何地方。但为了尽快向国内汇报情况，他根本顾不上危险，每天都得在大使馆和胡志明主席府之间奔波。”通过叔叔的讲述，王霞深刻体会到，当时的外交工作不仅充满挑战，还伴随着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
1975年1月，王幼平再次被委以外交重任，出任马来西亚大使。当时，中马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局势复杂多变。面对这一棘手任务，王幼平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凭借耐心和细致的工作作风，成功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逐步建立起双方互信。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王幼平的信任与重托，而他也不负所望，出色完成了使命。
1979年10月17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召开了首次关于国家关系的全体会议。会议正式启动前，中方代表团负责人王幼平（右侧）与苏方代表团负责人伊利切夫进行了证书互换仪式。
1977年8月，王幼平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当时，苏联被视为中国的主要对手。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如何开展对苏外交工作成为一大挑战。尤其是在称呼上，苏联人普遍使用“同志”，对“先生”这一称呼非常敏感。王幼平灵活应对，当苏联人称他为“同志”时，他也以“同志”相称。这种务实的态度赢得了苏联外交部官员的好评，他们认为王幼平亲切、务实、善于合作，展现了外交家的风范。
1979年7月，王幼平回到国内，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同年9月，他带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与中苏两国关系谈判的首次全体会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斗争异常激烈，但他始终坚守原则，清晰阐述立场，同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积极推动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
王幼平在长达三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在七个国家任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每当遇到棘手的外交挑战，他总是被委以重任，前往化解危机。无论是处理复杂问题还是应对突发状况，他都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才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始终冲锋在外交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外交官的责任与担当，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
这位将军不仅擅长军事指挥，还展现出总理般的外交才能。他既能运筹帷幄，又能从容应对复杂的国际事务，堪称一位集军事与外交才能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王幼平在外交部深受大家敬重，口碑极佳。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曾称赞他，说他的工作风格与周总理颇为相似。这种评价不仅体现了王幼平的能力，也反映出他在同事中的崇高地位。他的处事方式和对工作的严谨态度，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王幼平曾在七个国家担任大使，每次离职时，使馆工作人员都难掩不舍之情。1977年4月27日，王幼平和夫人结束马来西亚大使任期，离开时，使馆人员含泪相送。两名工作人员帮忙提行李，一直送到飞机上，在机舱内与大使夫妇告别时，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一幕让同机乘客感到意外。
王幼平始终把民众放在心上，展现了深厚的亲民情怀。当大使馆员工的家属在国内患重病时，他会主动写信给相关领导和朋友，请求协助安排住院治疗；面对馆员因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遇到阻碍，他会向老战友求助，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即便是深夜，如果去机场接送客人的馆员未归，或出差、外出的同事未按时返回，他也坚持等到确认安全后才休息。这些细节充分体现了他对身边人的关怀与责任。
在闲暇时光，王幼平喜欢和馆里的同事们交流。他善于实践毛主席提出的“同志间要多聊家常”的理念，常常与到访的客人、来看电影的民航及国际列车工作人员，以及海外侨胞和华人进行轻松对话。因此，他身边总是聚集着不少人。
每次王幼平回国汇报工作，使馆的工作人员都会自发地在门口送他。尽管很多人想去机场送行，但他只允许一名负责手续的同事陪同。有一次，一位领导忍不住问：“大家都夸王幼平，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解释道：“他的工作风格和周总理很像。”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
王幼平在结束柬埔寨的工作后，于1963年5月调任河南南阳，担任地委第二书记。在短短一年内，他因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并开展细致调研的工作方式，受到华南局的公开表彰，并被树立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当他调离南阳时，地委机关的全体同事为他送别，场面感人至深，许多人因情绪激动而无法与他握手道别。
1980年，王幼平已经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卸任半年，但在使馆内部的优秀干部评选中，同事们依然一致推选他为最佳人选。同年6月，外交部在筹备党的十二大代表选举时，再次提名王幼平。得知消息后，他在6月9日主动向党组织写信，表示希望放弃被选举资格。然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王幼平以96%的高票率位居榜首。到了1987年，外交部在推选党的十三大代表时，已经77岁、退休在家7年的王幼平又一次被选为代表。
王幼平凭借其出众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人际吸引力，在多次重要选举中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认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使他在选举中屡次获得成功。这种独特的个人特质和良好的群众关系，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每一次选举都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1980年2月，王幼平随同邓颖超前往泰国进行访问。
王幼平在军队里待了将近二十年，这让他形成了典型的军人性格，并且把这种作风带到了大使馆。他在使馆工作期间，经常鼓励工作人员要像新兵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他让大家学习部队新兵的基本技能，比如叠被子、整理内务，还要参加日常训练。
王幼平在军旅生涯结束后转战外交领域，每次调动岗位都把自己当作新手，认真研究驻在国的相关资料，从报纸上剪下相关文章整理成册。他的办公桌上常备一大一小两个笔记本，随时记录所见所闻和思考的问题。他特别重视听取参赞、秘书和翻译人员的建议。在外交战线工作的30年里，王幼平始终保持着初学者的心态，这种持续学习的态度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共产党的干部，别想从我这儿捞好处，顶多能得个好名声。”这是王幼平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军人到大使，从国内到国外，王幼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变了，但他在人民军队里培养出来的自律和廉洁的品格一直没变。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时，王幼平自掏腰包捐了500元新币，支持抗美援朝前线。
1952年4月，王幼平从罗马尼亚回国参加首次驻外使节会议，随后前往东北进行考察学习。当时，我国政府正致力于恢复和改造东北地区的企业，并新建一批重点工厂，以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其中鞍山钢铁公司是最关键的项目。回到使馆后，王幼平将自己和妻子在国外两年攒下的2万罗马尼亚货币（约合人民币8000元）寄给了鞍钢。然而，鞍钢回信表示不接受个人捐款。于是，他写信给外交部机关党委，请求将这笔钱作为党费转交。经过机关党委的协调，鞍钢最终在1953年11月接收了这笔捐款。
王幼平在外交战线工作了整整30年，先后担任七国大使。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始终坚持原则，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作风在外交部广为人知。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赢得了同僚们的敬重。
1962年，外交部为工作人员修建了住宅区。在此之前，王幼平自掏腰包在王府井附近购置了一处房产。得知单位分配了住房后，王幼平主动提出将私宅上交国家。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安排总务司评估房产价值，准备给王幼平退款。但王幼平明确表态：“这是我自愿上交的，不需要任何补偿。”
1967年，王幼平结束了在古巴的工作返回国内，随即指示财务人员将他和妻子在古巴两年半期间积攒的所有收入上缴给国家。回到国内后，他又主动将个人账户中的7000元人民币作为党费上交。要知道，当时外交部普通干部的月薪仅为五六十元，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巨款。此外，王幼平夫妇双方的父母都在山东淄博桓台县的农村生活，他们每月都需要给双方老人寄生活费，同时还要抚养四个子女。即便面临这样的经济压力，当外交部筹建幼儿园和家乡扩建小学时，他仍然慷慨解囊，分别捐赠了1000元。
王幼平看到同事和下属遇到生活困境时，总是积极伸出援手，毫不吝啬地给予支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1978年2月，外交部要求王幼平回国出席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考虑到他年纪大、健康状况不佳，妻子史洪潮陪同他回国照顾。王幼平特别向使馆办公室说明：“史洪潮这次回国是请假，不属于正常休假，所以她的往返机票费用不能由公家承担。”事实上，根据使馆规定，配偶陪同回国的机票是可以报销的，但王幼平坚持自费，将史洪潮的6538元机票钱全额交给了使馆会计。
1979年，王幼平在苏联大使馆接待并宴请了来访的外国客人。
马保奉，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参赞，回忆了1979年7月王幼平从莫斯科卸任回国的情景。在启程的前一晚，王幼平夫妇选择闭门不出，将宿舍大门反锁，专心处理家务。他们忙着清洗窗帘、桌布和沙发套，同时擦拭门窗、家具和地板。次日，待这些物品晾干后，他们仔细折叠并妥善存放，最后才提着行李前往机场。
1952年，王幼平被定为行政7级干部，此后27年，他的职位始终未变。1979年5月，他在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得知外交部有意提名他担任副部长，便立即向中组部写信，表示反对：“我不赞成外交部领导班子再增加年长者。”尽管中央未采纳他的意见，任命仍如期下达。1980年7月16日，他再次致信中央，申请辞去副部长职位，并坚持要在8月15日，即他70岁生日时正式退休。最终，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安排他退居二线，担任顾问职务。
王幼平在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态度，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他待人接物真诚朴实，言行举止中透露出独特的人格魅力，令人感到亲切。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人们仿佛在王幼平身上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风范，也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品质。
198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王幼平从外交部领导职务上退下来。随后，党中央安排他承担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筹备组建国家安全部，二是参与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核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
王幼平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还担任过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
1983年年初，王幼平向子女明确交代了自己离世后的五条简单要求：不举办追悼仪式，不进行遗体告别，不发布讣闻，不保留骨灰，也不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请求。这五项指示反映了他对身后事的低调处理态度，展现了他对个人事务的简洁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