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自杀全记录：和情人在书房饮弹自尽，嘱咐部下死后焚尸…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柏林总理府地下50英尺深的地堡内，一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死寂。

这声枪响，终结了阿道夫·希特勒扭曲的一生，也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覆灭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彼时，地堡外的柏林早已沦为一片火海，苏联红军的坦克履带碾过威廉街的碎石，盟军的轰炸机在高空盘旋，投下的炸弹不断在总理府花园炸开弹坑，烟尘弥漫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只剩下断壁残垣。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将世界拖入战争深渊、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恶魔，最终以这样一种逃避审判的方式落幕。

后世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直言，希特勒的自杀是对世界人民的亵渎，他本该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全人类的审判，为他犯下的种族灭绝、侵略战争等滔天罪行付出代价。

而在他自杀前的短短两个月里，这位独裁者的精神世界已然崩塌，曾经的狂妄与偏执，逐渐被恐惧与绝望吞噬。

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在他一系列疯狂的军事赌博中埋下伏笔。

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不顾前线将领的反对，执意发动“守卫莱茵河行动”，这被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古德里安称为“第三帝国最愚蠢的决定”。

彼时的德国，早已不复1940年横扫西欧时的雄风，军工产能因盟军轰炸锐减，兵力储备濒临枯竭，即便是最精锐的装甲师，也面临着燃油短缺的困境。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集中剩余兵力突袭盟军西线防线的薄弱环节，割裂英美盟军的联系，进而扭转战局。

可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经过数年战争消耗，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像一位油尽灯枯的老人，早已无力支撑任何大规模攻势。

负责西线防御的龙德施泰特元帅曾多次向希特勒进言，警告他兵力不足的风险，建议收缩防线固守，却被希特勒斥责为“胆小鬼”。

龙德施泰特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从‘守卫莱茵河行动’开始，我就知道帝国已经完了，元首的决策完全脱离现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徒劳地拖延末日的到来。”

战役的进程果然如龙德施泰特所料，德军初期的突袭虽取得短暂优势，但很快就因补给不足陷入停滞。

1945年1月16日，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第三集团军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发起联合反击，将德军从阿登地区的突出部彻底赶了出去。

此役，德军伤亡超过12万人，其中7.2万人战死，最后的战略后备队被消耗殆尽，西线防线彻底崩溃。

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评价道：“阿登战役是希特勒赌徒生涯的终点，他在1940年用光了所有运气，剩下的只有必然的失败。”

失败的战报如雪片般飞向柏林，希特勒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他常常在地下地堡中对着地图咆哮，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前线将领，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

他的身体健康也在急剧恶化，据他的私人医生莫勒尔回忆，希特勒此时不仅手抖得厉害，左臂还出现了麻痹症状，连举杯都异常困难，每天需要依靠大量药物才能入睡。

经典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对这一场景的还原，与史料记载高度吻合：他的脑袋不受控制地晃动，眼里射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面色蜡黄，眼圈发黑，动作僵硬得如同暮年老人。

1945年4月11日，美军第九军团以惊人的速度长驱直入，一天之内挺进60英里，先头部队抵达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直逼德国腹地。

与此同时，东线的苏联红军也在加速推进，朱可夫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4月21日突破柏林外围防线，兵临城下。

东西两线盟军形成的包夹之势，让柏林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4月25日下午4点40分，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来临：美军第六十九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苏军第五十八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75英里的易北河托尔高镇胜利会师。

这张标志性的会师照片，被《时代》周刊评为“二战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它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统治区域被彻底割裂，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的希特勒，早已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躲在地下地堡中，对外界的真实战况一知半解，还在幻想着温克将军率领的“第十二集团军”能赶来解围。

可他不知道的是，温克的部队早已被苏军牵制，自身难保，所谓的“解围”不过是鲍曼等人编造的谎言。

比盟军兵临城下更让希特勒崩溃的，是身边亲信的背叛。

自1945年1月16日起，希特勒就一直待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地堡中，这里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

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亲信们，此时早已各怀鬼胎，其中最让他无法接受的，便是赫尔曼·戈林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背叛。

戈林作为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长期担任空军总司令，可他早已丧失了最初的斗志，沉迷于奢华的生活。

1945年4月23日，戈林从贝希特斯加登给希特勒发去一封电报，声称根据1941年希特勒颁布的法令，若元首无法履行职责，自己将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

希特勒看到电报后怒不可遏，据他的秘书格特鲁德·荣格回忆，希特勒当时脸色铁青，将电报撕得粉碎，嘶吼着：“我早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乱搞，现在还想篡权！”

在鲍曼的怂恿下，希特勒当即口授命令，指控戈林犯有“叛国罪”，剥夺其一切职务，若主动自首可免一死。

可戈林早已看透了第三帝国的结局，并未回头，最终向美军投降。

希姆莱的背叛则更为隐秘，也更为愚蠢。

这位党卫军头子私下联系瑞典红十字会，试图与西方盟军谈判投降，条件是西方国家同意由他接管德国，继续对抗苏联。

当希特勒通过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消息时，整个人陷入了癫狂。

他沉默了许久，随后突然暴跳如雷，砸碎了手边的玻璃杯，大喊道：“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了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在《希特勒传》中分析，戈林与希姆莱的背叛，是压垮希特勒精神防线的最后两根稻草，让他彻底放弃了所有希望。

在一众亲信中，唯一陪伴希特勒走到最后的，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这位被称为“传销大师”“画饼专家”的政客，始终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仍在不断向地堡中的众人灌输“胜利就在眼前”的谎言。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迎来了自己的56岁生日，当天，少数亲信前来祝寿，可气氛异常压抑。

原本希特勒计划在生日后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茨山的伯格霍夫别墅，在那里指挥最后的抵抗。

但戈培尔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的想法：“没有你在场指挥，柏林战役是毫无意义的，德意志人民需要看到他们的领袖与城市共存亡。”

这番充满煽动性的话语，唤醒了希特勒心中残存的“英雄情结”，他当场决定留在柏林，与这座城市一同毁灭。

而在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另一位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正陷入绝境。

作为希特勒的“精神教父”，墨索里尼的垮台比希特勒更早。

1943年7月，意大利法西斯大委员会通过决议，罢免了墨索里尼的职务，随后他被囚禁起来。

尽管希特勒后来派特种部队将他营救出来，并扶持他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权，但墨索里尼早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1945年4月，盟军攻入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知道大势已去，决定带着情妇克拉拉·佩塔奇逃离意大利，前往瑞士避难。

4月26日，当墨索里尼的车队行至科莫湖附近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截获。

游击队指挥官佩德罗·卡拉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墨索里尼穿着一件德军大衣，脸色苍白，眼神躲闪，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像一只丧家之犬。”

4月28日，经过简短的审判，游击队对墨索里尼执行了死刑，一同被处决的还有他的情妇及多名法西斯高官。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这些人的尸体被运往米兰，倒挂在洛雷托广场的加油站旁示众。

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在《意大利史》中记载，当时广场上挤满了愤怒的民众，人们向尸体扔石头、吐口水，以此宣泄对法西斯政权的仇恨。

5月1日劳动节当天，墨索里尼的尸体被草草埋葬在米兰马焦雷公墓的贫民墓区，没有墓碑，没有葬礼，只有一抔黄土掩盖了他的罪恶。

墨索里尼的死讯传到柏林地下地堡时，希特勒正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

当他从广播中听到墨索里尼被处决、尸体被倒挂示众的消息后，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绝不能落到那样的下场，我死后必须被火化，让任何人都找不到我的尸体。”

也是在这一天，希特勒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与陪伴自己多年的女伴爱娃·布劳恩结婚。

爱娃·布劳恩出生于慕尼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9年在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馆工作时，与希特勒相识。

当时希特勒已经40岁，而爱娃只有17岁，两人相差23岁，却迅速走到了一起。

有学者认为，爱娃之所以能吸引希特勒，是因为她性格随和，从不干预政治，能让希特勒在疲惫的政务中得到片刻放松。

更有传言称，爱娃的出现填补了希特勒内心的空缺，因为他此前深爱的侄女吉莉·拉包尔意外去世，爱娃的某些特质让他看到了吉莉的影子。

希特勒虽然深爱爱娃，却始终不愿公开他们的关系，因为他曾向德国民众承诺，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公开恋情会损害他的“元首形象”。

因此，爱娃长期被希特勒安置在伯格霍夫别墅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后来回忆说：“在我眼中，爱娃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候希特勒，就像鸟笼里的金丝雀，没有自由，没有自我。”

事实上，爱娃也曾为这种畸形的关系感到痛苦，在与希特勒相识后的头两年，她曾两次试图自杀，以此抗议希特勒对她的忽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娃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习惯了在等待中度过每一天，她通过游泳、滑雪、读小说、看电影来消磨时光，将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希特勒身上。

1945年4月15日，当柏林陷入重围时，爱娃毅然拒绝了离开柏林的建议，主动来到地下地堡陪伴希特勒。

她曾对自己的表妹说：“如果他自杀殉国，我也不会独活，我要陪着他走到最后。”

4月29日凌晨1点至3点，希特勒与爱娃的婚礼在地堡中举行。

戈培尔从正在前线作战的人民冲锋队中，找来了柏林市议员瓦尔特·瓦格纳担任婚礼主持人，这位倒霉的议员刚从前线撤下来，就被拉进地堡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婚礼仪式异常简单，没有鲜花，没有礼服，没有宾客，只有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在场。

瓦格纳按照德国的婚姻习俗，询问二人是否愿意结为夫妻，希特勒和爱娃齐声回答“愿意”。

随后，二人按照纳粹的种族主义理念，宣誓自己是“纯雅利安人种”，且没有任何遗传疾病，符合结婚条件。

在填写婚姻登记表格时，希特勒的行为充满了荒诞与偏执，他在父亲姓名、母亲姓名以及婚期栏目中都留下了空白，只在“出生姓名”一栏中写下了自己的原名“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

爱娃则在签名时，先是写下“爱娃·布劳恩”，写到“布”字时又迅速划掉，郑重地写下“爱娃·希特勒”，这三个字承载了她多年的期盼，也预示了她的结局。

婚礼结束后，希特勒在地堡的小餐厅里安排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出席者只有戈培尔、鲍曼、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以及希特勒的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

席间，希特勒再次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1933年上台时的辉煌，讲述着1940年横扫西欧的战绩，讲述着他心中“雅利安人主宰世界”的梦想。

可话锋一转，他又变得无比沮丧，对着众人说：“现在全完了，民族社会主义也完了，都完了。”

早餐过后，希特勒叫来了秘书格特鲁德·荣格，开始口述自己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分为公开和私人两部分，公开遗嘱中，他再次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他人，声称“战争并非由我挑起，而是由犹太人及他们的傀儡政权引发”。

他还指责德国陆军军官团“缺乏忠诚与勇气”，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

遗嘱的核心内容是人事安排：开除戈林和希姆莱的党籍及一切职务，任命戈培尔为德国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德国最高统帅。

最令人发指的是，希特勒在公开遗嘱的最后，仍然不忘宣扬他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德国的罪责问题》中评价道：“希特勒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他的遗嘱是对人类良知的再次践踏。”

私人遗嘱中，希特勒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纳粹党和德国政府，私人纪念品则留给自己的亲属。

口述完遗嘱后，希特勒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回到卧室休息了几个小时，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睡眠。

4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希特勒开始为自杀做最后的准备。

他先是命令训犬员弗里茨·托尔诺军士毒杀了自己心爱的阿尔萨斯犬布隆迪，又亲手枪杀了家中的另外两条狗。

据地堡警卫罗胡斯·米施回忆，希特勒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测试氰化物胶囊的毒性，确保自己能快速死亡。

当天晚上，地堡内的所有人都被希特勒要求不得入睡，他自己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偶尔停下来喝一杯水，眼神空洞。

外面的炮火声越来越近，苏联红军的坦克已经抵达总理府附近，地堡内的灯光因供电不稳而忽明忽暗，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一个人。

希特勒命令荣格秘书销毁地堡内的所有档案文件，他不想让任何关于自己的秘密流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