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知名戏剧家吴祖光与妻子新凤霞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专程拜访好友夏衍和潘汉年。这次行程，他们是为了与两位朋友见面，表达关心与问候。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到来，让这次相聚显得格外亲切。

午饭时间，几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饭。饭后，吴祖光先行离开，潘汉年则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潘汉年突然被叫下楼，他还没来得及换鞋，只穿了双拖鞋，一眼就看到了全副武装的罗瑞卿站在那儿。

罗瑞卿宣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现对你实施逮捕。”

潘汉年完全摸不着头脑，士兵们没时间解释，直接把他塞进车里，很快车子就消失在黑夜里。

正值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作为上海代表的潘汉年缺席了第二天的议程，这一情况让上海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感到不解。

1955年4月5日，陈毅在上海代表团会议上提到：“潘汉年因涉嫌内奸身份被逮捕，这一事件发生在1943年……”

1939年，是整件事情的起点。

1939年春，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期。为了掌握更多关键情报，党中央决定加大对敌后情报收集的力度。

潘汉年是我党知名的秘密战线负责人，此次他接受任务从延安出发，前往香港开展工作。

香港在那个时候成了远东情报战的热点，美国、苏联、英国和日本都在这里安插了间谍。八路军在香港的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

廖承志和潘汉年早就认识，这次重逢让两人都很兴奋。他们立刻联手，一起投入到我党情报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工作中。两人配合默契，共同为党的情报事业贡献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我党的情报网络逐渐成形并发挥作用。这次合作不仅体现了两位老战友的革命情谊，也为党的情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9年8月，中央正式委任潘汉年担任中社部副部长，负责华南地区的情报事务。

与香港相比，上海实际上是敌后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在上海，日本人设立了名为“梅机关”的情报机构，同时，汪精卫投敌后也在此建立了“特工总部”。此外，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同样活跃于上海，执行各自的任务。

潘汉年从香港悄然启程，目的地是上海。然而，在动身之前，他秘密会晤了一位身份不明的重要人物。

在20世纪初期，袁殊投身于无政府主义运动。随后，他前往日本深造，期间受到左翼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

归国之后，袁殊与潘汉年、夏衍等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使他的思想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凭借个人才能，袁殊先后在国民党军统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部门任职。

抗战刚开始那会儿，袁殊主动联系潘汉年，表达了想继续为党工作的意愿。潘汉年认可了他的想法，并提醒他要在敌营中保持对党的忠诚。

按照潘汉年的安排，袁殊在上海展开多重身份活动，他不仅与军统保持联络，还同时与日本情报部门打交道。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我党潜伏在敌方阵营的秘密党员之一。

1939年9月，袁殊抵达香港，参与国民党军统的会议。在此期间，他获悉潘汉年已从延安到达香港，便决定与其会面。

数日后，袁殊与潘汉年会面。一见面，袁殊便坦诚相告：“我渴望党组织能批准我重新投身革命事业，为抗战贡献力量。”

潘汉年表示：“你的提议我们接受，你的现状可以维持不变，不必理会外界的评论，时间会给出公正的判断。”

在接到潘汉年的命令后，袁殊迅速返回了上海。

潘汉年抵达上海后，立即在百老汇大厦与袁殊会面。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上海情报工作的具体情况。

在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期间，潘汉年与另一个人的接触，最终导致了他的被捕。

此人名叫李士群。

李士群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早年，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大革命期间为党工作。然而，随着大革命受挫，他转而在党的特科部门任职。后来，国民党逮捕了他，他选择了背叛，转而投靠了中统。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李士群在南京与日本情报人员暗中联系，迅速倒向日军阵营，沦为卖国贼。

李士群因受到日本方面的赏识，逐渐与汪精卫建立了密切关系。随着汪精卫组建傀儡政权，李士群被委以重任，成为其情报部门“特工总部”的实际掌权者。这一职位的获得，既源于日本人对他的信任，也得益于他与汪精卫的私交。在汪伪政府中，李士群凭借这一关键角色，迅速掌握了情报系统的核心权力。

李士群尽管投靠了日本，但他并非愚钝之辈，深知做事留有余地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考虑，他萌生了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念头。他明白，一味倒向日本并非长久之计，因此暗中筹划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接触，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一举动表明，李士群在复杂的局势中仍保持着一定的清醒和策略性，试图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平衡。

1939年秋，潘汉年主动联系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表示愿意建立合作关系，并承诺提供情报支持。他还提议，可以安排胡绣枫到他身边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士群被国民党拘捕后，胡绣枫多次资助其妻子叶吉卿，这使李士群夫妇对她心存感激。然而，当时胡绣枫正忙于在国民党高层进行抗战工作，无法亲自照料，于是她请自己的姐姐胡寿楣代为处理相关事务。

胡寿楣除了本名外，还有个笔名，叫做关露。

关露当时在上海文坛颇有名气，与张爱玲等人齐名，被誉为四大才女之一。她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左翼作家联盟任职。

1939年某日，关露收到了来自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电报，内容简洁而明确：立即前往香港，与廖承志会面，接受新的任务。

这里提到的小廖，实际上指的是廖承志。

抵达香港后，关露与廖承志和潘汉年会面。潘汉年开门见山，直接交代了所有任务细节。关露起初有些迟疑，但很快便下定决心，表示会全力执行指令。

潘汉年特意提醒说：“以后要是有人骂你是汉奸，你绝对不能解释，越解释反而更麻烦。”

关露微微颔首，此刻她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被朋友们冷落甚至嫌弃的情景。

关露抵达上海后，迅速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由于她频繁出入李士群的住所，引起了周围朋友的侧目，许多人开始对她表现出轻蔑的态度。

一些媒体公然在报刊上指责关露是叛国者，面对这些指控，她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默默承受。她始终牢记着组织交给她的使命，将所有的委屈都深埋心底。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从事秘密工作，心理素质必须非常过硬。

凌云，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在多年后回忆起关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关露为“一位极其优秀的同志”。

在关露承受着周围人轻蔑眼神的同时，她的职业生涯出现了转机。

1941年，李士群遭到汪伪政权中周佛海的排挤，内心极为不满。为寻求退路，他直接向关露表明，自己有意为民族事业贡献力量。

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关露迅速向潘汉年进行了汇报。

潘汉年迅速前往上海，在袁殊的引荐下，他与李士群在其住所进行了会晤。

在这次秘密会谈中，李士群与对方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承诺为新四军提供重要情报。作为双方沟通的桥梁，胡均鹤被指定为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络人。胡均鹤深得李士群信任，是其核心团队中的重要成员。

在与潘汉年达成协议后，李士群信守承诺，持续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共江苏省委需要紧急撤离上海。这一系列行动体现了当时形势的紧迫性和决策的果断性。

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最终通过潘汉年的介入，联系到了李士群。在李士群的协助下，中共江苏省委得以顺利撤出上海。这一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易事，但最终成功完成。

两方的协作关系在1943年突然出现了转折。在此之前，双方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但到了这一年，情况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43年4月，新四军发现日伪军可能有大动作，但具体细节不清楚。饶漱石指示潘汉年加强情报收集工作。

在这个节骨眼上，情报机构与李士群的联络突然中断了。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潘汉年深知任务关系重大，于是决定亲自前往上海处理相关事宜。

潘汉年没料到，这次去上海会彻底改变他未来的命运。他的后半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这一趟行程带来的后果远超他的预期。

潘汉年一到上海就找李士群，结果扑了个空。胡均鹤告诉他，李士群已经去了苏州。潘汉年立刻赶往苏州，到了地方却发现李士群又走了，只留下一封信，说他去了南京。

潘汉年当时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南京。

潘汉年抵达南京后，与李士群会面时，李士群的一番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李士群表示，汪精卫得知潘汉年的到来后，感到非常高兴，并希望与他进行一次谈话。

潘汉年听到这话，神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当然清楚这位汪先生指的是谁，正是臭名昭著的叛国者汪精卫。

潘汉年这才恍然大悟，李士群一路从上海跑到苏州，又跑到南京，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其实就是为了安排他和汪精卫见面。

李士群立场坚定，潘汉年内心抵触与汪精卫会面，但形势所迫，若执意拒绝，恐怕并非上策。

次日，李士群陪同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

汪精卫提到：“我和你们的毛先生有过交集。最初我支持国共合作，但后来因为一些分歧，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追求的是民主制度，希望通过议会政治的形式，让各个党派都有机会参与，这其中也包括共产党。”

汪精卫认为当前形势有利，提议双方携手合作，最终达成共同目标。他强调，尽管路径不同，但终点一致，合作将带来更好的结果。

潘汉年没有明确表态。

汪精卫得知此事后并未多言，只是提醒李士群务必确保潘汉年安全离开。

随后，潘汉年又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

当时新四军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潘汉年担心自己会成为整风对象，于是选择隐瞒了这件事。然而，国民党特务系统早已察觉，并开始四处散播消息。毛主席得知后，亲自向潘汉年询问是否确有其事。

潘汉年虽然心里有顾虑，但还是说了没有这回事。毛主席听信了他的话，马上通知了党内，让他们去澄清谣言。

1945年，潘汉年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当时他本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及某个重要事项，但他却选择了回避。这一决定导致此事被隐藏了整整12年，直到1955年才被揭开。潘汉年始终未能在合适的时机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最终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他个人历史中的一段未解之谜。

潘汉年意识到此事不能再继续隐瞒，于是他将与汪精卫会面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将这份报告直接递交给陈毅。

陈毅阅毕，神情骤变，立刻赶往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

潘汉年最初被拘禁在功德林监狱，随后于1960年转移至秦城监狱关押。

1963年，潘汉年结束了在秦城监狱的监禁，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获释。然而，在随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再次遭到逮捕并被关押。最终，潘汉年于1977年4月14日因病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