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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方军官学校

北方军官学校的历史源于1919年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1919年6月间,阎锡山派人分赴大同、临汾、潞安及太原四地招收高小毕

北方军官学校的历史源于1919年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1919年6月间,阎锡山派人分赴大同、临汾、潞安及太原四地招收高小毕业或相当于高小程度的学生1200余人,按一个步兵团的编制,编为3个营,12个步兵连,每连约100余人。团部及第一、二营驻在东仓巷,第三营驻坊山府,委派原干训队中校团附荣鸿胪为团长,程绍岩为中校团附,张甲龄为少校团附;原干训队队长陈应禧、侯守常、辜仁发为第一、二、三营营长;各连连长如柴子尚、张荫梧、李生达、张汝翼、赵忠保、鲁英麟、石荣熙、李世杰、延毓琪、李服膺、杨维翰、王廷英等12人分任第一至第十二连连长。连、排长多系由干训队队附中选拔充任,并由干训队毕业之学兵中选任少尉排长、准尉司务长以及中士、下士等。中士待遇每月8元、下士每月7元,学兵一律按6元3角给予。团内经费系挪用呈报北京陆军部有案之步兵第九团经费,故对外仍称步兵第九团。

团内讲授课目:普通课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军事课以步兵典范令和野外操作为主。军事课由各连、排长负责讲授,普通课则聘请一批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员担任。团内每周有一次“精神讲话”,中校团附担任讲授“修身”;全团排长以上军官,每逢星期日须到督军署自省堂举行“自省”,亲聆阎锡山和其他高级军政人员讲话;学兵每逢星期日在团内,有时也到督军署自省堂举行“自省”,由团长或其他高级军官讲话。

1919年8月1日,学兵团第一期学兵举行开学典礼时,阎锡山亲临训话,大意勉以“敦品励行”,即要学得一般中学文化知识,又要具备初级军事干部学术水平;要在全省中学中树立模范,在全省官兵中当作榜样,以便将来担负全省“保境安民”的重大责任等语。

学兵团成立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派视学员来晋调查各学校教育情况,对学兵团内讲授普通中学课程,提出必须向教育部备案。于是团长荣鸿胪即请示阎锡山,正中阎锡山假办学校为名,实行培训军事干部之真意,即定名为“斌业中学”,报请教育部备案。同时又调用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吴美让(江西人,曾在上海学过制肥皂、织手巾等手艺)为教官,在团内设立了一个小型工厂,教以制造粉笔、肥皂、罐头、洋烛、织手巾等手艺。学生每人选学一项,每周腾出一天时间学习制作。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受战事影响一度停课,在校之第八期生如王辅、李涛、马延守、吉文蔚、田汝佳、于浚都等40余人返晋后,暂住学兵团内,企图由团长荣鸿胪介绍工作或暂住在团内学习,后荣闻传说:杨爱源有意利用这批学生,即向阎锡山建议,让教导团收容训练,以免与杨发生误会。不久,直皖战争结束,保定军校复课,这批学生仍回原校上课。

学兵团、步兵第九团、斌业中学是一而三,三而一,非文非武的一个混合组织。对教育部报称“斌业中学”,对陆军部报为“步兵第九团”,对内又称“学兵团”。

在此期间,阎锡山为推行“军国民教育”,在平定、朔县、五台、长治四地,成立了4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召集各县壮丁,施以3个月的军事轮训,在政治上倡行“六政三事”(“六政”即兴水利、种树、养蚕、放脚、禁烟、剪发;“三事”即种棉、牧畜、造林),吹嘘“励精图治”、“保境安民”。当1921年学兵团第一期学兵应届毕业时,除以一部分派到在乡军人训练连充当干部,一部转入山西成立的3个畜牧场(设在五台、宁武、朔县),一部到兵工厂学艺外,又在团内设立了“汽车教练所”,荣鸿胪兼任所长,吸收毕业学兵百余人,教以驾驶技术,其余编为一个营(第一营),延长学习期限2年,授以普通高中课程,继续深造。另外又招收第二期学兵600余人,编成第二、三营,施以训练。

学兵团第二期时,中校团附程绍岩调任为第一营营长,张甲龄晋升为中校团附,另委孟兴富为少校团附;第二、三营营长未动。各连连长除第一连连长调为赵承厚、二连郭辅唐、三连陈炳谦、六连窦桂五外,其他各连均未动。

第一营营、连长调动的原因,系因前营长陈应禧,是一个基督教徒,迷信很深。一次,营内失火,陈应禧不派兵抢救反而祈祷上帝,各连长颇为不满;又一次在全营学兵自习时,陈应禧乘机宣传基督教义,并令全营官兵跪拜祈祷,引起第二连连长张荫梧之抗拒,互相争吵,几至动武,事后即调张荫梧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任军事教官,陈应禧调任督军署少校参谋,遗缺由程绍岩、郭辅唐递补。

1923年夏,第一期学兵(第一营)修业4年期满;第二期学兵(第二、三营)修业2年期满后,一部分由团介绍转入山西各大学和专门学校,有的当了教员,还有的在军队中当了干部。所余600余人,由团进行调整,将第一期学兵分派到学兵团内各连任司务长和中士、下士外,其余编成一个连(第一连);第二期学兵编成5个连(第二、五、七、九、十二连),另外,又招收第三期学兵500余人,编了6个连(第三、四、六、八、十、十一连)。

当时,山西局面,尚称安定,阎锡山为了加强训练,继续深造,认为斌业中学已不适应当时学校情况,即将斌业中学改称斌业学校,内设专门部和中学部,将第一期学兵编入专门部,规定学习期限为2年。专门部内又分机械专门与化学专门两部,第一连为化学专门部;在各连充当司务长和中士、下士者编入机械专门部,两部分在两个教室上课。军事课有4大教程(战术、筑城、地形、兵器),术科则以重兵器训练为主,如重机枪、迫击炮、山炮野炮之教练;普通课有大代数、微积分、理化、英文、法文等,聘有大学教授讲授机械、电气、化学等课,如山西大学教授王录勋、王梦龄、兰梅五等,均系留英归国,还有留日归国之张恺等,均在专门部担任讲师。

同时,在团内又设了一个修械厂,内有工人百余名,分别制造冲锋枪、17式手枪兼修理其他枪械。机械专门部学兵,每周星期三、六即到该厂实习;化学专门部设有“化学试验室”,每周星期三、六,由教授张恺负责指导,试验制做无烟炸药和黄色炸药等。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实习,到1924年夏,仍改为军事训练为主,即取消机械、化学两个专门部,称为“军事专门部”,专门从事军事训练。

1924年9月间,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认为“联冯拥段”于已有利,即于10月间出兵石家庄阻止直军援兵北上。学兵团第二营营长侯守常曾率学兵一个连,担任阳泉至石家庄间之护路任务。战事以直军失败结束。:当年冬季,阎锡山即大肆扩军,将原有10个团,扩编为11个旅、22个步兵团,炮兵3个团,迫击炮1个团,手掷弹1个旅,不少学兵团学兵调任为各旅、团下级干部。从此,阎锡山卷入了国内军阀混战,山西遂成为“多事之区”。

学兵团第二营营长侯守常但任护路任务完毕,即被调为新扩编的步兵第四团团长,以所带学兵为骨干,又调用一批学兵,充实了团的干部;同时学兵团第三营营长辜仁发也调为第十八团团长,由学兵团调用了一批学兵。荣鸿胪提升为步兵第九旅旅长兼第十七团团长(即学兵团)。此时学兵团第一期学兵,多数未到。1925年夏季军事专门部提前毕业,分赴各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1925年夏,第一期学兵除出校充当下级军官者外,其余于毕业后留团担任连、排长职务;第二期学兵则转入军事专门部充任团内各连中士、下士,将第三期学兵编为一个营(第一营),续招第四期学兵600余人,编为第二、三营,仍授以中学部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同年夏,由于段祺瑞的边防军被遣散,在该部任连、排长之保定军校第五、六期毕业60余人,如袁庆曾、李俊功、张乐亭、杜淑等来山西,见荣鸿胪,愿留山西服务,荣以来人较多,团内军官无缺,一时难以安置,告以可找杨爱源予以安置,众以杨不能容人而未前往。后荣请示阎锡山,允以按候补排长名义,月薪30元,暂留学兵团帮助教育学兵,陆续补充任用。

1925年夏,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冯玉祥部,所谓“讨赤”之役。阎锡山认为有机可乘,即采取扶强抑弱手段,联合直奉军向国民军进攻,经过三个多月之战斗,国民军被迫撤至绥远以西五原一带地区,阎锡山乘机占据绥远,将晋军改称为“晋绥军”。军队扩编,地盘扩大,进一步滋长了阎锡山向外扩张的野心,因而更加积极培植军事干部,壮大实力。

当晋军与国民军在晋北作战时,阎锡山深恐兵力不足,又成立了一个补充旅,任荣鸿胪兼补充旅旅长。荣即派员赴北京、天津一带招收旧直军李景林部被遣散之2000余名官兵,编成两个团,以程绍岩、魏树鸿二人分任第一、二团团长,加紧训练。迨至战事结束,参与作战之各旅、团长等,均论功行赏,升任师、旅长等职,独补充旅军官毫无更动。一日,阎锡山召荣鸿胪至其私寓云:我想让你专心办军事教育,为咱们培养一批军事干部,至于补充旅,看那两个团长,懦弱胆小,如何能带兵打仗,我意将其遣散,充实各部缺额。荣闻言颇为不满,认为别人在战后都升官发财,独将补充旅遣散,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又联想到老家浑源之财产,被国民军劫掠一空,亲弟荣鸿儒在团长任内于雁北作战阵亡,旧恨新怨,气愤填胸,当即答以:“与其遣散,何若整营拨交他部;至于两个团长不堪胜任,也不能以貌取人,况魏树鸿系商震介绍给督军的,督军让他来我部任职,既然如此,我也无能,请督军另请高明!”说罢作了一个长揖,径自扬长而去。荣回旅后,即饬部属星夜赶造清册,办理交代,翌日即备文呈请辞去本兼各职。阎锡山批复:应以国家为重,辞职一事暂勿庸议。并着赵戴文亲去慰留。荣余愤未息,接连三次呈辞,均未获准,许多人劝荣不必固执己见,以免引起阎之不满,于己不利,可暂忍一时,荣方暂作罢论。数日后,阎委荣为山西军官学校校监,并召见荣云:“你那脾气还未改,和我闹了多大别扭,我对你还能有别的用意吗?现在我当校长,你当校监,负责整顿军校,这关系很大,比当师长强,你意如何?”荣默不作答。当时荣以一身而兼数任,与冯军作战时,就任第六路司令兼太原卫戍司令、城防司令,又兼第九旅旅长、第十七团团长等职,对校监一职,并不在意。又经数日,阎复召见荣云:我事情很忙,军官学校校长一职,还是你干吧!次日即委荣为“山西军官学校”校长,时在1926年10月间。学兵团从此就改称为“山西军官学校”。

荣受任后,即着手改编,保举程绍岩为军官学校教育长,校内分设步、骑、炮、工4个科。以曹鉴清为步兵科长,张甲龄为骑兵科长,樊殿杰为炮兵科长,周承锟为工兵科长。

科下设队,将原学兵团第二、三期学兵,编为步兵两个队,骑、炮、工兵各一队,专授军事学术科,规定二年毕业,毕业后充任部队中下级军官;第四期学兵编为预科3个队,以石荣熙为科长,授以普通中学课程和初级军事学识。同时,在校内又附设了“炮兵速成班”,召集现任炮兵部队中之排长及中士、下士等300余人,编为3个队,授以炮兵初级干部应具备之炮兵学术知识。

军校成立伊始,设备简陋,除步兵科器材尚敷使用外,骑、炮科之骡马、大炮等,均不敷教练应用,当时有人讥之为:“骑科没马,炮科没炮,工科又没架桥材料。”

1927年6月间,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节节胜利,歼灭了吴佩孚的军队,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进占武汉,阎锡山见有机可投,即悬挂出青天白日旗,自封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山西军官学校又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所有学兵团第二、三期学兵从此亦改为北方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

阎锡山自占据晋绥两省后,野心勃发,大肆扩充实力,收编了国民第三军徐永昌部和旧直军谭庆林部,更感到需要培训下级军事干部,以便控制军队,即于1927年夏季扩大招收北方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以中学毕业或相当于中学程度的学生为招收对象,共招新生一千五六百名,连同原有第一期学生,共编了步科8个队(第一、二队为第一期生,第三到第八队为第二期生);骑科3个队(炮一队为第一期生,骑二、三队为第二期生);炮科4个队(炮一队为第一期生,炮二、三、四队为第二期生);工科2个队(工一队为第一期生,工二队为第二期生);原预科第一、二、三队未动。

当时冀、察两省及北京、天津两地政权,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范围内,实力雄厚,即由津浦、京汉两路出兵,企图制止蒋介石北伐军北上。阎锡山乘机由京绥、正太两路出兵向奉军侧击,并从北方军校抽调学生300余人,编成两个学生队(队长徐德明、刘仙庆均系学兵团毕业生),一个山炮队(由炮兵速成班编成,队长张明伦),编入于镇河(学兵团第一期毕业生)率领之警卫团内,经定襄、五台,出龙泉关奇袭奉军之侧背,在河北省唐县附近与奉军接触,激战10余日,伤亡30余人,终因战事全局失利,晋绥军撤守雁门关、娘子关之线。学队亦撤回太原,继续训练。

战事延长至1928年3月,由于蒋介石率军“北伐”,阎锡山转守为攻,于6月间进占了北京、天津。蒋介石将北京改为北平,委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从此阎锡山的统治地盘,就扩展到晋、冀、察、绥四个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代替了军伐张作霖的统治。

阎锡山的势力骤然扩大,感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于是更加积极地培训军事基干,于1928年夏季北方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分发各部队见习后,即又招收第三期学生800余人,挑选预科优秀生充当中士、下士,其余均编入第三期,连同第二期学生,共编成20个队:计步科10个队(第一、二、九、十队为第三期生,三至八队为第二期生);骑科4个队(骑一、四队为第三期生,骑二、三队为第二期生);炮科4个队(炮一队为第三期生,炮二、三、四队为第二期生);工兵2个队(工一队为第三期生,工二队为第二期生),加紧训练。

1928年蒋介石的所谓“北伐”成功后,感到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等部实力日渐扩大,大有尾大不掉之势,曾数次召开编遣会议,借以排除异己,扎下了1930年中原混战的祸根。当时阎锡山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虽未着手编遣,亦不便再事扩大,故当1929年夏季北方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后,暂未招收新生。

1930年4月间,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共同倒蒋,展开了中原混战,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以阎冯失败而告终。阎锡山退居老家五台县河边村,荣鸿胪亲赴河边村见阎,问北方军校如何处理。阎告以“暂行停办”。荣回太原后即办理结束手续,将北方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分发各部队任用,学校停办。

学兵团自1919年创办至1930年冬季北方军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止,前后经过12年的历史,由校长荣鸿胪一手经办,培训出6000余名学生。在中原混战中,不少学兵团毕业生已成了晋绥军中的高级将领,如于镇河、刘召棠、马良等均曾任师、旅长等职,其他中、下级军官分布在晋绥军中者更触目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