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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制菜引发的“口水仗”,我们该冷静一下了

“好久没吃西贝了,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上的一句吐槽,像一

“好久没吃西贝了,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上的一句吐槽,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大石头。

四个月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朋友圈确认将关闭全国102家门店,并将困境归咎于这场持续125天的风波。

时间线梳理

场始于预制菜争议、终于平台禁言的公共事件,完整地展现了网络时代商业争议的演变轨迹。

2025年9月10日:争议的起点。罗永浩公开发微博吐槽西贝菜品“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这条简短犀利的批评迅速引爆网络,触发了公众对餐饮业透明度的广泛质疑。

2025年9月11日:强硬回应与自证。贾国龙召开媒体沟通会,援引国家标准,坚称西贝央厨备菜不属于预制菜,并宣布将起诉罗永浩涉嫌诽谤。

西贝高调宣布开放全国370家门店后厨供公众参观,并上线“罗永浩菜单”,同时向员工发放5000万元“战斗奖金”,以示捍卫名誉的决心。

2025年9月中下旬:自证的反噬。西贝开放后厨的自证行为却出现意外走向。后厨被曝光使用保质期长达24个月的冷冻西蓝花、预腌制冷冻羊排等冻品。

这与西贝此前塑造的“新鲜现做”形象形成反差。在舆论压力下,西贝先承认部分炖菜“隔夜复用”,随后又删除该说法,并为后厨参观增设门槛。

2025年12月:姿态转变与自救尝试。贾国龙公开向顾客、员工和自己认错,承认此前硬刚和开放厨房是策略失误。

西贝同步通过发放累计超3亿元的消费券、降价等方式试图挽回客流。然而消费者流失明显,自救措施收效甚微。

2026年1月15-16日:危机爆发与最终禁言。贾国龙在朋友圈发文,确认西贝将关闭102家门店,约占全部门店的三成。

他将此称为“成立以来最大外部危机”,归咎于被罗永浩“恶意混淆和污蔑125天”,导致连续4个月亏损超5亿元。

贾国龙预告将在1月16日晚10点全面回应,但当晚21时50分左右,他与罗永浩的微博账号被同步禁言。

平台援引“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以“组织网上论战骂战、占用公共资源”为由实施了这一措施。

各方观点

透过这场持续四个月的争议,贾国龙和罗永浩分别代表了企业家和消费者监督者的不同视角。

贾国龙的角度:被误解的实业家。他认为自己是“踏踏实实做了38年实业的人”。不理解为何需要精通公关技巧。他将西贝的困境归因于被罗永浩“恶意污蔑”引发的舆论风波。

贾国龙坚称西贝在食品品质和安全上走在行业前列,认为使用冷冻有机西蓝花等工艺是为了保证品质,而非降低成本。在他看来,企业不应为坚持品质而遭受不公批评。

罗永浩的角度:消费者权益的代言人。他强调自己批评的是高价与品质不匹配的问题。罗永浩指出,自己从未见过“一个企业没犯别的错误,仅仅是因为被黑,就能倒闭的”。

在后期回应中,他承认西贝在“冷冻西蓝花”一事上存在冤情,明确表示西贝选用的有机冷冻西蓝花成本不低、品质有保障。他的核心诉求始终是餐饮消费的透明度与公平定价。

理性分析

从普通消费者的视角看,这场争议的本质在于消费者知情权与商业实践之间的错位。

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是透明与公平。多数消费者并非完全排斥预制菜,而是不接受以现制菜品的价格销售预制菜品的商业模式。

当人们支付高价,期待的是“现吃现做、匠心出品的现炒美食”,而非“预制后加热的料理包”时,心理落差就会转化为不满。

企业的真正挑战是信任重建。西贝的困境表面源于罗永浩的批评,实则根植于企业自身对消费者关心痛点的误判。

贾国龙将问题归结于预制菜的定义,或将闭店归咎于罗永浩的“抹黑”,都未能触及问题核心——如何重建消费者的信任。

平台干预反映了网络治理的新逻辑。微博平台此次“熔断”式干预,并非简单“和稀泥”,而是基于明确的平台规则。

当私人争执挤占公共讨论空间,特别是当争论滑向情绪化指控时,平台有责任维护健康的舆论生态。这体现了中国网络治理正走向更精细、更注重公共效益的新阶段。

深层启示

这场风波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教训。

“愤怒的共鸣”与“悲情的失效”。罗永浩的批评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消费者对餐饮业信息不透明的长期不满。

反观贾国龙试图营造的“悲情实业家”形象,则在消费者对透明度的基本诉求前显得苍白无力。现代消费者更看重企业的诚实沟通,而非情感绑架。

标准缺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整场风波围绕“什么是预制菜”展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

权威、透明、可感知的国家标准缺位,导致任何企业辩解都显得无力。这不仅是餐饮行业的问题,更是众多新兴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企业家需要补上公共表达课。贾国龙从“硬刚起诉”到情绪化指控,始终未能触及重建信任的核心。

在数字化舆论场,企业家的理性与克制,比“赢下口水战”更重要。企业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被黑”,而应回归产品、定价与沟通本身。

“数字广场”的治理逻辑。微博CEO王高飞指出“以后想论战,应该还是需要通过媒体采访的方式来进行”-1,这揭示了平台对公共讨论秩序的新定位。

头部社交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舆论广场,其流量是有限的公共资源。当私人争执过度占用这一资源时,平台有责任引导讨论回归理性、专业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