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十天不愈，病情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1957年7月12日至8月11日，毛泽东踏上了去往青岛的旅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那里举行的重要会议。 在那个夏天，他不仅在青岛迎宾馆处理国家大事，还接待了来访的缅甸国会代表团。 除了繁忙的会议和外交活动，毛泽东还利用空闲时间深入体验青岛的文化和自然风光。他对范仲淹的诗词进行了评点，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青岛第二海水浴场畅游五次。 7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步入青岛市第二海水浴场。 毛泽东所到之处，左侧前排的第二座小凉亭，曾是中共中央青岛会议的举办地。 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住在附近的八大关疗养区，这使得凉亭成为了一个地理位置便利的会议场所。而且，考虑到毛泽东对游泳的偏爱，这个靠近海边的地点无疑是理想的选择：既能满足会议的需要，又方便毛泽东在会议间隙进行游泳休闲。 在确定会议场所时，工作人员特别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他的同意，这个位于海水浴场岸边的小凉亭便成了暂时的会场。 7月16日下午4时，一幕不同寻常的场景在青岛第二海水浴场上演，毛泽东来到这里游泳。 毛泽东的到来，没有太多的仪式和准备，他没有选择更衣室更换衣物，而是简单地在沙滩上摆放了一张床和一把太阳伞。他脱下衣服，放在床上，带着一种挑战的姿态，凝视着浩瀚的大海，缓缓步入水中。 当毛泽东走到水齐腰处，他开始了他的游泳。他的动作自然而熟练，泳技高超。 他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游得非常快。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能够在水面上仰卧，四肢伸展，静静地享受太阳浴。这样的姿态，似乎他已与大海融为一体，显得轻松自如，仿佛在大海中“胜似闲庭信步”。 他在水中游了近一个小时，当他感到疲累时，他会仰卧在水面，休息一会儿。在水中，毛泽东不需要依靠救生圈，他的泳姿和态度都表明了他的自信和从容。 一天午后，毛泽东在享受完泳池的清凉后回到了迎宾馆，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了感冒的症状。这次突发的感冒不仅让毛泽东感到身体上的不适，更打乱了他原本有序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从感冒发作的那个下午直至夜晚，毛泽东主要的症状是持续的咳嗽和头痛，但并没有发烧。面对这种情况，负责毛泽东健康的保健医生李志绥采取了初步的治疗措施。 他为毛泽东服用了一些甘草合剂等药物，希望能缓解感冒症状。 令人担忧的是，经过三天的治疗，毛泽东的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了。他的咳嗽变得更加剧烈，连带着睡眠质量也开始受到影响。 这时，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情况后，向毛泽东推荐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刘惠民大夫在中医界享有盛誉，他的治疗方法和药方以独特而著称。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从济南调来了一位资深的中医专家刘惠民，他被专机紧急接送至青岛。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刘惠民医生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细致的诊断。 经过仔细的脉诊，他判断毛泽东所患的是外感风寒，症状虽然显著，但情况并不十分严重。 刘惠民的药方常常使用一些毒性较强的药材，这让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担忧。他们对于使用这些强效药材对毛主席的治疗表示出了质疑和担心，不同意让毛泽东服用。 刘惠民自己也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对于治疗毛泽东这样的国家领袖，他感到非常谨慎。 他坚持表示，药方虽然可以开，但必须由舒同书记的夫人亲自参与整个过程：从亲自去药店抓药，到亲自煎药，再到亲自监督毛泽东服药。 面对这种分歧，舒同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刘大夫的治疗方案，他之前亲身体验过刘大夫治疗感冒的药方，对其效果深信不疑。 舒同甚至建议由他的爱人石澜亲自为毛泽东煎药，以确保药效。他甚至主动表示，如果治疗出现任何问题，他和他的爱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当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尽管身处病榻，毛泽东依然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幽默感。 他对舒同的保证表示信任，并开玩笑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石澜承担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在她的细心照料和刘大夫的有效药方下，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在三天后完全消失，睡眠质量也逐渐改善。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快速康复感到非常高兴，并对药方中的一味药材“酸枣仁”产生了好奇。 他询问为什么要将酸枣仁“生、熟合起来捣”，石澜回忆起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住过的杨家岭附近满山遍野的酸枣树，并解释了酸枣仁生吃能提神，熟吃能安神的特性。这样的用药智慧，正是刘惠民医术高明的体现。 毛泽东对石澜的解释听后哈哈大笑，并对舒同开玩笑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刘惠民被指定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不仅是对他医术的认可，也是对中医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