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地点在河南巩县。他的家族背景显赫，是西晋著名军事家杜预的十三世孙。祖父杜审言更是被誉为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

在《壮游》中，杜甫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这些诗句透露出他早慧的文学天赋。

少年时期的杜甫活泼好动，他在《百忧集行》中回忆：“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这样的顽皮形象，与后世人们心中那位忧国忧民的“诗圣”相去甚远。

杜家不仅是文学世家，也是官宦世家。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朝议大夫、兖州司马；母亲出身清河崔氏，是义阳王李琮的外孙女。

这种家庭背景给了杜甫肆意潇洒当纨绔的资本，也为他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

开元十九年（731年），20岁的杜甫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游。他从洛阳出发，经过淮阴、扬州，到达江南地区，甚至一度想要东渡日本。

多年后，他在《壮游》中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表示“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壮游五年后，杜甫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却意外落第。他没有沉浸在落榜的失落中，而是收拾行囊，继续他的漫游生活。

因为父亲在山东任兖州司马，杜甫便顺势来到齐鲁大地。这段时期的生活，他在诗中描述为：“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在齐鲁期间，杜甫登上了泰山。站在山巅，他不禁胸起狂澜，写下了千古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句诗不仅展现了青年杜甫的雄心壮志，也预示了他未来将在中国诗坛达到的高度。这十年的壮游生活，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父亲杜闲的去世，成为杜甫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

此时杜甫已过而立之年，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不再有家族的经济支持，必须靠自己谋求出路。

在洛阳，杜甫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此时的杜甫正处于“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的尴尬境地。

两位失意诗人一见如故，携手同游东都名胜，并相约“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同年秋天，两人如约而至，还与高适邂逅，三人一路东行，在古吹台醉酒赋诗。

李白对杜甫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叙事刻画方面。杜甫曾写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与李白的交往，释放了杜甫内心压抑已久的遁世情结，仕宦与归隐的矛盾开始在他心中交织。

与李白分别后，杜甫前往都城长安，求取功名。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这次考试。

然而，由于主考官李林甫嫉妒贤能，设计出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科举之路被堵死，杜甫只能寄希望于权贵举荐。他客居长安，投赠献赋，奔走干谒，但都没有结果。

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描述这段日子的艰辛：“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困守长安的十年间，杜甫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巨大不平等，这在他后来的诗作中得到了深刻反映。

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到中年的杜甫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官职，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品级最低的官职。后来改任京兆府兵曹参军，管理兵甲器仗之类的事物。

就在杜甫赴任前，他前往长安城北的奉先县省亲。刚到家就得知小儿子已经饿死的消息。结合省亲途中的见闻，杜甫在悲愤之中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首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名句，触目惊心地展现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比。而“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悲惨遭遇，更是字字泣血，令人不忍卒读。

此时的杜甫无法想到，这样不幸的遭遇仅仅是个开始。安史之乱在远方已经爆发，只是消息还未传回京城，玄宗与贵妃仍在骊山宫中歌舞升平。

次年六月，安禄山进逼潼关，玄宗西逃，杜甫也带着家人仓惶避难。在听闻肃宗即位的消息后，杜甫只身北上，希望为国效力，途中却不幸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被囚禁期间，杜甫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积极为剿灭叛军献策，思考如何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他成功出逃，面见肃宗，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

然而，杜甫的仕途并不顺利。他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战乱纷纷，民不聊生，百姓的真切苦楚和时政的污浊不堪，几乎摧毁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

在职仅一年左右，他就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彻底远离了朝廷。正是在这段时间，杜甫写下了“三吏”、“三别”系列诗篇，将对王朝兴衰的关注，转向了对普通人命运的忧思。

几经辗转，疲于奔命的杜甫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度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

在成都，杜甫与严武的交往特别值得一提。两人是“布衣交”，相识可追溯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严武之父严挺之在洛阳任职期间。

严武比杜甫小14岁，但在杜甫眼中，他仍是自己的世侄。一次严武造访杜甫的草堂，单人匹马直闯，径至堂屋阶下方才下马，径直坐到诗人的木床上，大声喝道：拿酒来！

杜甫为此创作了《少年行》，记录这欢快一幕：“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这种亲密无间的叔侄情谊，成为杜甫艰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在成都的生活虽然相对安定，但日子依旧很苦。杜甫在诗中写道：“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

尽管如此，杜甫仍苦中作乐，与妻子“画纸为棋局”，与孩子“敲针作钓钩”，仿佛放下一切，成为一个真正的田园老翁。

在成都期间，杜甫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不仅写下了大量描绘田园生活的诗篇，也继续关注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超越个人苦难，关怀天下苍生的情怀，正是杜甫被称为“诗圣”的重要原因。

杜甫的爱国思想和忠君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用“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来比喻他对唐玄宗的忠诚，如同葵菜和豆叶天性向阳，不能改变。

但当君主的作为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杜甫是将爱国和忧民置于首位的。他曾经批评肃宗信任宦官，惧怕张皇后：“鄴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得暴病去世，54岁的杜甫在四川失去依靠。五月份，他买船南下，离开成都，带着一家人乘舟沿江而下。

他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在这里居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虽年老体衰且百病缠身，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凭着一股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仍旧打算回到长安有所作为。

杜甫把妻子和孩子安排到湖北当阳，自己先去江陵寻找朋友帮助。然而周旋半天没有成功，他只好接上家人，沿江继续南下。

经过洞庭湖时，杜甫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感慨万千，写下了《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此时，杜甫身患肺病，右耳已聋，年老体衰。他在岳阳度过一个冬天后，继续南下，经过长沙，前往衡州寻找刺史韦之晋。

命运似乎总是与这位诗人作对。杜甫刚到衡州，韦之晋就调任潭州（今长沙），没多久就病死了。杜甫再次失去依靠。

失去支柱的杜甫离开潭州，继续往南走到湖南的郴州。四月到半途耒阳时，突然发大水，江水上涨，船无法前行。

大水退后，杜甫没有继续前往郴州，而是掉转船头，回潭州。59岁那年，他从潭州出发北上岳阳，在船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成为他的绝命诗。

杜甫晚年的漂泊生活极其艰苦，几乎一直在船上漂泊，缺衣少食，居无定所，与他年少的富足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即便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所念念不忘的还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现实。

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贯穿了杜甫的一生。在《宿花石戍》中，他焦虑地呼籲：“谁能叩君门，下令減徵賦？”流落到夔州时，他还借《寄柏学士》诗，请求在位的官员们以百姓的安居为念：“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杜甫去世后，他的诗歌逐渐被后人认识并推崇。唐代诗人元稹称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即包容了古往今来各种诗歌的体势，又兼有历代诗人所独有的优点。

宋代词人秦观称杜诗极尽各种高妙的格调、豪迈的气势、包容了各种雅淡的趣味、高洁的姿态和华美的辞藻，达到了像孔子一样的“集大成”的境界。

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的诗作真实地记录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社会的巨大变迁。

从早期的《望岳》《画鹰》等作品中展现的豪情壮志，到困守长安时期的《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再到安史之乱后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中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杜甫的诗歌创作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

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极高，他集前代艺术之大成，将诗经、汉乐府、魏晋齐梁诗、初唐及盛唐诗的各种表现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从五言古诗到七言律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几乎涵盖了所有诗歌形式。

杜甫的诗歌如一面镜子，既照见了盛唐的辉煌，也映出了乱世的疮痍。从“会当凌绝顶”的少年豪情，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博大胸怀，杜甫用一生的颠沛流离，完成了从纨绔子弟到忧国忧民诗圣的蜕变。

今天重读杜甫，不仅是在读一个人的命运起伏，更是在读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读一种超越千年仍然闪耀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