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玄奘是万民膜拜的三藏法师，是不惧艰险踏足万里之遥取经求法的坚定行者。
但功德圆满之后，现实却用冷冽刺骨的方式迎接他——弟子的非议、权力的桎梏、身心的衰败……
更让人唏嘘的是，曾经不畏千难万险的他，在生命尽头竟是以跌落水坑、重病不起而谢世。
可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用两个字回应世间的所有质疑，而这两个字，也为后世留下千年警醒。
那么，玄奘晚年究竟遭遇了什么？又留下来哪两个字？
少年出家602年，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陈家迎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这个孩子名叫陈祎，后人称之为玄奘。
陈家世代书香，兄长陈素因早年皈依佛门，深得父母敬重，耳濡目染之下，佛法的种子在小陈祎心中悄然萌发。
他常常跟随兄长前往寺庙听讲经义，目睹僧人们在晨钟暮鼓间自持清修，内心泛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敬仰与向往。
十三岁那年，世事突变，他父母病故，家中骤失依靠，兄长遂带他投奔寺院，暂居一处名为“净土庵”的古寺。
或许是对尘世变幻的早熟觉悟，或许是佛理对心灵的慰藉，这一年，他向住持提出了剃度之请，法号“玄奘”。
梯度后，早课、诵经、静坐、抄写……日复一日，他的生活像钟表一样精准且有序。
别的弟子偷懒时，他却在烛火下默默读着梵文残卷；他对每一篇经文都不止于背诵，而是反复咀嚼、细细思索。
他发现，许多佛经的译本逻辑混乱、术语不一，甚至前后矛盾，他不解——若佛法为真，为何在中土却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后来他前往长安，入国子监学修佛理，在那里，他遇到了更多高僧，也接触到更多版本的佛教经典。
可他发现，分歧和矛盾仍旧无处不在，有人说佛陀言无常，有人却言恒常；有人倡导众生皆空，有人却执着于极乐世界。
玄奘的疑惑越积越深，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经文在翻译过程中，脱离了原意？抑或是译者各有所悟，各取所需？
他无法容忍这样混乱的真理在世间流布，更无法容忍自己在其中迷失方向，于是，他开始思考一个惊世骇俗的念头：若真想解开心中困惑，是否应亲自走一遭那佛法的源头？
万里偷渡贞观三年，长安城外，玄奘身披灰布僧袍的中年僧人脚步飞快，但眼神坚定，他没有通关文牒，也无护卫随行，只有一卷随身经书和一颗不肯妥协的心。
那一年，唐朝政局尚未稳固，疆域之内战事频仍，朝廷为防混乱，明令禁止一切民众私自出境。
因此，几番上书请求无果后，玄奘毅然决定绕过朝堂许可，暗中出关，不是因为不敬王命，而是他心知，若等时机成熟，佛法的真理或许早已湮灭在流变不清的译本中。
黎明前，他伪装成逃荒百姓，混在灾民队伍中缓缓接近边境。
守关兵卒早已麻木于苦难，对灾民的出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玄奘借着混乱，翻过一道矮墙，踏上了出境之路。
西行之路，并非由丝绸铺就，也并非如《西游记》中有孙悟空等人保护和陪伴，而是由无数险阻与生死考验堆叠而成。
玄奘一个翻过陇山、涉过戈壁、越过积雪覆盖的大漠，行至黄沙无尽处，才知什么叫“天地无垠、孤身一人”。
白天酷热逼人，夜晚寒风刺骨；有时数日无水，他便撕破僧袍吸吮湿气；饥肠辘辘之际，只得咀嚼干裂树皮充饥。
最危险的一次，是他误入了一片沙海，四野无物，他独自徘徊三日，嘴唇干裂，嗓音沙哑，只剩下心中那句“佛法不可不求”的信念撑住脚步。
终于，在一个夜晚，他望见远方火光摇曳，是行商队伍扎营，他踉跄而去，扑倒在沙地上，被好心商人救下。
而当他终于踏入葱岭以西的异域国度，迎面而来的是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俗与语言，他未曾怯懦，而是主动学舌模仿，向本地僧侣请教当地话语。
他的谦卑、专注与执着，很快赢得尊敬，尤其在高昌一地，更是受到当地国王盛情接待。
国王钦佩他的志向，便设宴款待，劝其留在高昌讲经，玄奘婉拒，国王试图以供养为诱，以名利为饵，甚至设下重重留人之策，他却未动摇。
最终，国王也只能惋惜放行，并亲送他出境，并提供人马相助。
这一路走来，玄奘目睹过太多颠沛与苦难：有求法者倒毙沙丘，也有随行者因风雪迷路永归大地。
他一次次站在生死边缘，却一次次挺直了脊背，他不是被磨炼成铁石，而是靠信念将柔韧化为坚毅。
长路漫漫，归期未卜，但他始终心无旁骛，目光所及，唯有那一方遥远的净土与真实佛法。
荣归故里却被囚公元645年，一个不同寻常的春日清晨，长安东郊的大道上，人群簇拥，旌旗招展。
尘土飞扬中，一队来自西域的行旅缓缓驶入城门，车上的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部部沉甸甸的佛经卷轴，以及一位披尘带露、面容清瘦的僧人。
他，正是阔别中原十九载的玄奘。
那日的长安，无数百姓自发涌上街头，只为一睹“取经高僧”的风采，唐太宗李世民也亲自接见了玄奘，给予他极高的礼遇，甚至破例将他迎入宫廷讲经。
甚至，为了表示对其功绩的认可，皇帝不仅赐他“御弟”之号，还下令在长安修建翻译佛经的场所——大慈恩寺，并专门组织译经团队为其辅佐。
然而，繁华背后，暗流早已潜伏，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对佛法虽有敬意，但更重视其政治价值。
他起初对玄奘的支持，出于对民心的笼络，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延伸，可随着玄奘声望日隆，信徒遍布百姓与贵胄之间，他的影响力渐渐超出了帝王所能容忍的界限。
更何况，玄奘一心清修，对朝廷赋予的“参与政事”之职屡次婉拒，在李世民眼中，这是对圣旨的违逆；在旁观者眼中，则是一种“清高孤立”的姿态。
最先感受到皇意变化的是大慈恩寺的管理层，原本提供的助力与资源逐渐收紧，僧团内部也开始浮现裂痕。
昔日恭敬的僧人，开始在背后质疑玄奘的“过于理想化”；部分弟子，因玄奘过于专注译经而顾不上日常讲解，私下流露出不满。
局势在李世民驾崩之后彻底生变，新君李治继位后，朝廷更趋谨慎保守，对权力与影响力的警惕被迅速放大。
而玄奘，恰恰是那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他既不屈从于权贵，也不愿轻易折节；他一心求道，却偏偏被视作“异数”。
于是，一道并不公开的圣旨悄然下达，玄奘不得再离开大慈恩寺，任何出入活动需由寺中管理批准，寺外讲经亦被婉言制止。
他的人生轨迹，自此被禁锢在那座庙宇的青砖瓦砾之间。
此后多年，他鲜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只在寺中静心译经，他将从天竺带回的657部经卷逐一整理，逐句对照，逐字翻译。
弟子中依旧有虔诚之人每日侍奉左右，但也有不少因“得不到教诲”或“看不清前路”而悄然离去。
有人直言不讳地指责他：“取经归来，却不传道布施，莫非当年所求并非真法？”这些质疑和指责，渐渐将他的清修之境浸湿。
可玄奘从不辩解，他知道佛法不在口舌辩明，而在人心体悟，他所能做的，只是把手中每一卷经文翻译至尽善尽美，将那被异国尘封千年的法义，尽可能还原其本来面貌。
跌落水坑圆寂664年，玄奘的身体，早在多年的劳碌中逐渐衰败，日复一日的静坐与伏案，使他常年气喘胸闷，四肢无力；加之饮食清简，生活寡淡，病气一入便难以祛除。
可他从不言病，也未曾请医，只在案前轻轻揉着僵硬的双腕，低头继续译文。
一天深夜，玄奘忽然起身，披上僧衣独自出了禅房，他缓步走向后院池塘，那里一汪泉水常年不枯，是他曾多次静坐沉思的地方。
四周无人，玄奘站在水边，望着水中月影出神，仿佛那一刻，时光静止，忽而，一声闷响划破夜色。
夜巡的弟子寻声赶来，只见师父倒卧在池中，僧衣早已湿透，几位弟子合力将他救起，发现他神志尚存，但呼吸微弱，脸色惨白。
他没说一句责怪之言，只是轻轻摆手，让众人不要惊扰，从那一夜起，玄奘便再未离开病榻。
他躺在那张用了多年的木榻上，身边围坐着仅存的弟子，他们眼神哀伤，低声询问：“师父，弟子愚钝，尚有疑惑未解，您……真能得生彼岸吗？”
玄奘没有立刻回应，只微笑着注视他们，他的眼神，似乎穿越了时空看透了生死。许久，他轻轻吐出两个字：“得生。”
这两个字，说得不急不缓，却如暮鼓晨钟，在众弟子心头震响，他们不敢再问，只是跪拜在榻前，泪水涟涟。
事实上，“得生”二字，不仅是玄奘对佛法信仰的总结，更是他一生心愿的归宿。
在佛教中，“得生”是往生极乐净土的承诺，是信仰圆满的象征，但对玄奘而言，它不仅是宗教术语，更是一种人格精神——纵使一生漂泊、受困、被误解，但内心无悔，信仰坚定，便可心安得生。
他一生为法，虽千万人吾往矣，走遍万里，终归寂静。
几日后，长安街头悄然传出消息：“大慈恩寺的玄奘法师，已于昨日圆寂。”没有钟鼓齐鸣，也未见官员祭拜，只有百姓自发前往寺外，焚香默哀。
有人放下香火，轻声问：“他最后说了什么？”守门的小沙弥低声答道：“两个字，‘得生’。”
多年以后，这两个字传遍中原，被僧侣书于经卷之末，被学子记于书简之间。
它不再只是玄奘的临终遗言，更成为千年之后人们精神的归宿——在苦难中不失信念，在纷扰中守住初心，即是得生。
玄奘走了，走得沉静，走得圆满，他留下的，不仅是六百余部经文，更是那句直抵人心的“得生”，唤醒了无数人对信仰、对真理的敬畏与追问。
在这纷扰的红尘之中，我们或许不能像玄奘那样踏万里求法，但我们可以守住一念真心，不为外物所扰，哪怕身在俗世，心中有光，亦是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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