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写信给周总理拒收每月200元特殊补助，为何不久又还要这补助？ “周总理，多年来我不仅每月拿到政府发给的丰厚工资，而且国家还每月给我特殊补助200元，现在我的生活不困难，为减轻国家负担，这200元我以后不要了…” 1966年8月某天，宋庆龄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上，意思就是自己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有了工资再多拿国家的钱。 宋庆龄，我们都知道，她与邓颖超一样，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最杰出的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可以说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她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绝对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然而，宋庆龄又是一个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之人，她曾经在红军最为困难的时刻，伸出援手借给了毛主席5万美元，而且还是拿出孙中山的抚恤金和典当了一套住房才凑够的，并且过后从不提及要党中央还钱的事，但毛主席却恩记于心，最终还了这笔钱。 说起宋庆龄与周总理的友谊那可是长达半个多世纪，两人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宋庆龄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周总理，就认为他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的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而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周总理与毛主席也曾联名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诚挚地邀请她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派邓颖超等人前去上海迎接。 当时，心细的周总理为了保障宋庆龄的安全，还给相关的负责同志发了电报，并且特意强调：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字里行间足以见得周总理态度的谨慎和对宋庆龄的尊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总理第一时间写信向宋庆龄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可以说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两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彼此之间的友谊可谓天长地久。 周总理称宋庆龄为"国之瑰宝"，而宋庆龄也将周总理夫妇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自己最知心、最诚挚的同志及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在工作之余仍然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工作与生活。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是总理亲自选定并设计改造的，并且支持宋庆龄分管的工作，还亲笔给中国福利会题词。 1954年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宋庆龄同周总理一起到机场迎接，而且在毛主席举行的国宴上，她还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并且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与此同时，宋庆龄不仅为新中国的建设殚精竭虑，而且她一生中鲜为人知的廉洁自律、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更展现了"操比金石,节砺冰雪"的高尚品格。 1950年8月，宋庆龄担任“中国福利会”主 席。第二年，她荣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后，便把10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儿童、妇女福利事业。 此外，宋庆龄做到公私分明，凡是以她的名义送给友人的礼物或举办宴会，都是从她的生活费中开支，从不会动用公家钱款。 所以说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宋庆龄要退还这200元的额外补贴了。其实对于周总理来说，这并不是给宋庆龄搞特殊，而是按国家规定，她应该得到的一份。 于是他接信后考虑再三，便在信的首页顶端批上“暂存”二字，将信转至国管局，而那200元也暂存国管局财务处。 然而，谁知道，没过几天，宋庆龄突然又打电话要回了那200元补贴，于是国管局工作人员又满心欢喜的派人把钱送还她。 但是这就奇怪了，为何宋庆龄会出尔反尔呢。 原来，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史良女士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想出一个两全其美方法：那就是将钱用不了存起来，汇成一笔钱再上缴国家，也好办件有意义的大事。 为此，宋庆龄这才答应领回来补贴，并且将钱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