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重庆，而杨森已于前一天匆匆逃离。   在逃亡途中，他炸毁了公路，丝毫不顾其他国民党军队的死活。12月，杨森抵达台湾，此后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   而在此之前，杨森与我们进行了多次接触，位曾公开表态“反共到底”的重庆卫戍总司令，很想选择起义。   那为何他没有进行起义？在接触的过程里，他都有哪些摇摆不定的行为？   虽然杨森选择与我党接触，但和不少坚定的站在我们一方的国民党将领来说，他的犹疑和自私，不仅暴露了其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更展现了一个军阀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   杨森，曾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兼卫戍总司令，长期以来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   1949年夏天，蒋介石将最后的大本营迁至四川，并计划以此作为反共的“最后堡垒”。   杨森当时也发表强硬言论，声称要“反共戡乱到底”。然而，随着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重庆已岌岌可危。面对解放军的进逼，杨森内心的焦虑逐渐显露。   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解放军部队在西南地区接连取胜，使得国民党军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加速解放西南，解放军制定了“四项忠告”，鼓励国民党军政人员放弃抵抗、投向光明。   在此背景下，杨森也开始与解放军接触。   刘伯承深知，杨森控制着重庆地区的重要资源，如果能够促使其起义，将大大减少战斗损失。   为此，刘伯承派出杨森的老同学鲜英作为说客，与其展开谈判。   对于我党提出的各种条件，杨森却非常犹豫不决，并未立即接受这些条件。   他对中共的宽容态度心存疑虑，因为他自己手上有的太多我党人员的鲜血，所以担心自己“罪大恶极”难以被赦免。   在与我们的会面中，杨森表现得犹豫不决，并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提出荒唐的“3000根金条”作为交换条件。   这种明显的敛财行为，让刘伯承感到愤怒，却仍未放弃劝降的努力。   杨森的性格复杂，既有狡猾圆滑的一面，又充满短视的自私。在解放军临近重庆时，他一边与刘伯承谈判，一边暗中做好逃亡准备。   面对解放军要求保护城市的条件，他虽然没有全面破坏重庆，但在撤退时仍炸毁公路，以拖延解放军的进军速度。   即使在最后关头，杨森依然暴露出一个军阀骨子里的利己主义。   最终，面对解放军不可逆转的攻势，杨森宣布起义，但条件是保护其财产。   此时的刘伯承已对杨森失去耐心，明确拒绝了他的请求。杨森的摇摆和投机，注定了他无法真正获得中共的信任。   1977年，杨森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   杨森的沉浮折射出国民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无论是他的投机取巧，还是对民众疾苦的漠视，都揭示了军阀政治在国共内战中的致命弱点。   相较之下，共产党以民众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使其在战场和政治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