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但仍选择坚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而为之”！ 1942年的昆明，在一座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破旧车间里，汤飞凡正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一双废弃皮鞋上的绿色霉菌。这团看似毫不起眼的绿毛，将要改写中国医疗史的命运。 谁能想到，就在这个每天都需要维修锅炉、用破船在湖里进行透析的简陋实验室里，中国第一株青霉素即将诞生。当胃酶用完了，汤飞凡就从自己养的猪胃里提取；当设备不够用，他就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实验器材全部捐出来。整个实验过程充满了土法上马的无奈，却也体现出中国科学家在绝境中的坚韧不拔。 时间倒转到一年前，1941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前线战场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战士负伤，更让人痛心的是，许多战士并非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死于伤口感染后的化脓发炎。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小的伤口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青霉素这种能够消炎抗菌的＂神药＂，此时被英美等国严格控制，列为军事机密。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价格更是堪比黄金。中国的老百姓和军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口红肿化脓，最终因为感染而死去。这种绝望的现实，深深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更刺痛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专家。 汤飞凡对青霉素的执着追求，其实早在他参与前线救护工作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的瘦弱书生，毅然从安静的实验室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距离前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救护站里，面对呼啸而过的炮火，他镇定地对同伴说：＂干这个我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正是在那些血与火的日子里，汤飞凡亲眼目睹了太多因为缺乏有效药物而死去的生命。每一个因伤口感染而痛苦呻吟的战士，每一个因为买不起进口药物而绝望的普通百姓，都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中国制造出自己的青霉素。 青霉素的成功只是汤飞凡科学报国征程的开始。1945年，当中国第一座抗生素车间在昆明建成时，这个瘦弱的湖南人已经成为了中国生物制品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紧接着在1946年，中国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也在他的主持下建立起来，为后续的疫苗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间再往前推，其实早在1942年，汤飞凡就已经开始了牛痘疫苗的研制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在滇缅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将士们面临着天花病毒的威胁。汤飞凡研制出的牛痘疫苗不仅供应给中国军队使用，更难得的是，他还免费提供给在缅泰作战的英美盟军。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博大胸怀。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面临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他的岳父去了台湾，妻子担心受到牵连，劝他移居美国。当时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也再三邀请他回美国任教，承诺给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然而，在最后关头，汤飞凡还是选择了留在祖国。他对妻子说，中国的老百姓更需要他，这里有他未完成的事业。 1950年，察哈尔地区突然爆发鼠疫，这种古老的瘟疫再次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汤飞凡接到任务后，立即带领突击小组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终于赶制出了中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疫苗，及时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随后，汤飞凡又承担起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工作。当时正值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有人担心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细菌战。汤飞凡深知疫苗研发的紧迫性，他不仅要解决病毒培养的技术难题，还要克服毒力变异这个世界性难题。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制成了中国自己的黄热病减毒活疫苗。 1957年，汤飞凡又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个荨麻疹病毒和麻疹疫苗。至此，从牛痘疫苗到狂犬疫苗，从斑疹伤寒疫苗到黄热病疫苗，汤飞凡几乎包揽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疫苗的研发工作。他研究出来的杀菌法，更是让中国的天花病提前消失了16年，这在世界卫生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汤飞凡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从东北的鼠疫到南方的天花，从军队的防疫到民众的健康，每一种威胁人民生命的病毒和细菌，都成为他要征服的对象。人们开始把＂汤飞凡＂这个名字，当作了快速研究疫苗的代名词。 1950年，汤飞凡主持组建了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从一穷二白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生物制品研发的重镇。从青霉素的量产到各种疫苗的研制，从实验动物的饲养到标准化生产工艺的建立，汤飞凡用十几年的时间，为新中国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生物制品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