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钱三强的妻子在菜市场上买菜时，用手摸了摸冬笋，售货员看她穿着补丁衣服，不屑地说：“买不起就别碰了，冬笋很贵的！”

1978年的冬日，北京某个菜市场的清晨，寒风夹着菜叶的清香在摊位间穿梭。一个穿着满是补丁棉袄的老太太站在冬笋摊前，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翠绿的笋尖，指尖还带着些许晨霜的凉意。摊贩斜了她一眼，语气里满是不耐：“买不起就别碰，很贵的！”老太太愣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然的笑，随即转身走开。

摊贩撇撇嘴，继续吆喝，却不知自己错过了一个怎样的传奇。

这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何泽慧——一位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核物理学家，她的丈夫则是誉满天下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那一刻，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曾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中国的核事业撑起半边天。可她的故事，却远比菜市场里的这点小插曲精彩，也更耐人寻味。

何泽慧的起点并不显赫。1914年，她出生在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山西灵石。家里虽是望族，但她小时候并非天资过人，甚至一度被父母觉得“不是读书的料”。可她偏偏不信命，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儿，在高中时逆风翻盘，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叩开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大门。那是1932年，清华物理系全国只招28人，她是唯一的女生。

教室里，桌椅吱吱作响，窗外是北平初秋的薄雾，她埋头苦读，身边的同学却因科研条件简陋接连放弃。唯独她，泡在实验室里，和那些笨拙的仪器较劲，硬生生拿下了全系第一。巧的是，第二名正是钱三强——那个后来与她携手一生的男人。

两人的缘分从清华开始，却在战火纷飞中辗转异乡。1936年毕业后，何泽慧远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攻读博士，主攻弹道学。她站在柏林的实验室里，耳边是机器的轰鸣，眼里却是祖国饱受欺凌的景象。她想学成归来，用技术为国家雪耻。而钱三强则去了法国，师从居里夫妇钻研镭学。两人隔着战火，只能靠25字的简短电报传情。

1945年，战争结束，钱三强发出一封求婚电报：“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请求，如同意，请回信，我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回道：“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见面后一同回国。”1946年春，她提着一只破旧皮箱，从德国辗转到巴黎，在中国驻法领事馆与钱三强完婚。

那场婚礼简朴却隆重，连居里夫妇都到场祝福，预言这对新人将在科学界“开花结果”。

婚后，他们没选择国外的安逸，而是携手回国投身建设。1948年，何泽慧随钱三强回到北平，参与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的中国，科研条件一穷二白，连像样的实验室都凑不齐。可她不怕苦，每天守着显微镜，研究原子核裂变。

1946年，她和钱三强在法国时已联手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震惊国际。如今回国，她又一头扎进核乳胶的研制中。那是原子弹研发的关键材料，她带着团队，日复一日地调试配方，熬红了眼，终于制出性能媲美国际水平的成品。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炸响，钱三强名扬四海，可鲜有人知道，何泽慧的核乳胶技术，正是那声巨响背后不可或缺的基石。

然而，功成名就后，她的生活却简单得近乎苛刻。1978年菜市场的插曲，只是她日常的缩影。那天，她本想买点冬笋给钱三强炖汤，却被摊贩奚落。她没争辩，默默挑了些便宜的白菜回了家。

邻居认出她，惊呼：“这不是何先生吗？”摊贩才知自己失言，满脸通红。可何泽慧只是摆摆手，笑着说：“没事儿，能吃饱就行。”家里，旧沙发磨得露出棉花，毛衣改成坐垫，连铅笔头她都舍不得扔。她常说：“国家的事儿重要，个人的享受算什么？”

可命运总有遗憾。筹建“两弹一星”时，何泽慧的名字曾出现在名单上，却因“钱三强的妻子”这一身份被剔除。她没抱怨，默默转去做其他研究，依旧为氢弹的数据验证贡献心力。

她和钱三强的婚姻里，没有浪漫的甜言蜜语，只有实验室里的并肩作战和对国家的共同信念。钱三强去世后，她守着老屋，19年不变，直到2011年97岁去世，留下的是满屋的旧物和一颗赤子之心。

何泽慧走后，儿子钱思进整理遗物，发现她书桌里藏着几张泛黄的粮票，那是她捡来的旧皮子缝成的钱包里夹着的。她一生淡泊，却用智慧点亮了中国的核时代。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摊贩的眼光里，而在无人知晓的奉献中。

中国核物理屹立世界，离不开她当年的那双手——粗糙、坚定，摸过冬笋，也托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