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95年春节前夕，内蒙古红柳圪旦村的寒风卷着雪粒子，拍打在低矮的土坯房上。屋里，刘琦一手端着刚烙好的玉米饼，一手往灶坑里添柴，火光映在她瘦削的脸上，额角渗出几滴汗珠。她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旧挂历，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三个女儿围在炕边，大的在缝补破棉袄，小的捧着个豁口的搪瓷碗，眼巴巴等着吃饭。屋外忽然传来一阵踉跄的脚步声，门板被猛地撞开，刺骨的冷风灌进来，刘三海醉醺醺地歪在门槛上，手里还攥着个空酒瓶。

他的眼神扫过屋子，落在刘琦身上，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猛地一挥手，酒瓶砸在墙角，碎玻璃溅了一地。刘琦愣住了，手中木勺掉进灶里，火苗蹿起来，烧焦了她的袖口。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刘三海已经踱到她跟前，扬手就是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屋里回荡。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刘琦捂着脸，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可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在几个小时后，悄无声息地喝下那瓶百草枯？

红柳村的冬天总是漫长而无情，冰封的河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远处荒凉的山影。刘琦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是1970年的秋天。她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母亲缝制的灰布褂子，站在村口，望着眼前稀疏的土房和远处翻滚的黄土坡。

那年她19岁，高中刚毕业，满腔热血地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她瘦得像根芦苇，风一吹就晃，可她硬是咬着牙，跟着村里的老乡下地干活。渐渐地，她的手掌磨出了茧，脸晒得黑红，连高粱面窝头都能囫囵吞下去。她甚至学会了用当地的调子唱歌，那些歌词里有风吹麦浪的沙沙声，有猪圈里牲口哼哼的动静，村里人听着都说好，夸她有灵气。

刘三海就是那时候闯进她生活的。他个子高，肩膀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干活时总爱卷起袖子，露出结实的小臂。他常拎着锄头路过刘琦干活的地头，找个由头凑过来，帮她挑水、扛麻袋，嘴里还哼着跑调的小曲。刘琦起初没多想，村里人热情，她也习惯了。

可慢慢地，刘三海的眼神变了，带着点藏不住的热乎劲。她心里明白，却不敢应。她还抱着回城的念想，信封塞进邮筒，盼着城里的消息。那是1975年，眼看着同批的知青一个个收拾行李走了，刘琦却等来哥哥的回信：祖父的地主身份成了她的绊脚石，申请被驳回了。

她攥着信纸坐在炕沿上，眼泪砸在泛黄的纸面上。那晚，刘三海敲开了她的门，带着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拍着胸脯说：“你回不去也没啥，我在这儿对你好，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刘琦抬头看他，男人眼里透着真诚，她心一软，点了头。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桌杂面饸饹，几碗酸菜汤，村里人凑了点喜糖就算贺礼。新婚夜，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刘琦坐在炕上，低声对刘三海说：“你对我好，我就留下。”他搂住她，力气大得让她有些喘不过气。那一刻，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三海的脸孔变了模样。

刘琦怀了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个丫头，刘三海嘴上不说，眼里的失望藏不住。第二胎还是女儿，他直接甩脸子，孩子满月那天，他醉倒在村口，连家门都没进。第三胎来得更艰难。她怀孕时身子骨已经垮了，腰痛得直不起来，走几步就喘。

刘三海却不管不顾，天天催她生个儿子。孩子落地，又是个女孩，刘琦大出血，血染红了炕上的草席，医生摇着头说她以后再也怀不下了。刘三海听完，脸色铁青，转身就走，连医院的账都没结。

刘琦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心里空得像被掏干净。1978年土地承包制来了，她满心想着靠双手翻身，刘三海却迷上了赌桌和酒肆，输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一次，他输得眼红，回家抄起扁担就往刘琦身上招呼，棍子落在背上，疼得她一宿没合眼。

腊月二十九的那个巴掌，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琦倒在地上，耳边嗡嗡作响，三个女儿吓得缩在炕角，大气不敢出。她爬起来，摸了摸嘴角的血，眼神却平静得吓人。

她没哭没闹，默默起身，把孩子们哄上炕，塞进被窝。灶上的火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她走到柜子前，翻出一瓶藏了很久的百草枯，瓶身蒙着灰，标签都卷了边。她拧开盖子，闻到那股刺鼻的味道，手抖了一下，又稳住了。

她回头看了眼熟睡的女儿们，眼泪终于掉下来。她喝下去时，喉咙像被火烧，意识模糊前，她用颤抖的手写下几行字：“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刘三海。”屋外的风还在嚎，雪花拍打着窗棂，像是替她哭一场。

第二天早上，村里人发现时，她已经僵在炕边，遗书攥在手里。消息传开，有人叹气，有人摇头，可没人知道，那瓶农药藏在柜子里多久了。她喝下去的那一刻，究竟是解脱，还是绝望？她的故事，就这样停在了红柳村的雪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