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钱学森正在读报纸。突然，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想在这支个电视，我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 北京的冬天，暖气烧得屋里暖洋洋的，但97岁的钱老，坐在那把熟悉的藤椅上，指尖捏着的报纸却有些微微发抖。 早年投身国防科研，那些看不见的核辐射，终究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视力比同龄人衰退得更厉害。 曾经一扫而过的标题，如今得费劲地凑近，再凑近，眉头也因此越锁越深。 儿子钱永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也尝试过给他买收音机，想着听新闻总比费眼看字强。 可老爷子听了没几天，就嫌那播音员的声音太吵，扰了他思考学问的清静，是的，即便早已不在科研一线，他的脑子，依然在星辰大海间遨游。 这次，主动提出想买电视，是因为耳朵也渐渐背了。钱永刚后来回忆，父亲晚年听力下降，尤其是对频率高的女声，听着特别费劲，男播音员调门低些，他反而能听清。 钱永刚鼻子一酸。父亲的工资不低，但这位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的功勋科学家，一辈子简朴，对物质几乎没什么要求。 如今，为了台电视，他竟在盘算“钱够不够”，这让做儿子的如何不心疼？或许，电视的声音和画面，能给他一个更直接的信息输入渠道。 这台电视，成了他晚年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窗口，但也仅仅是窗口之一。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钱老逐渐从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的思考从未停止。 用儿子钱永刚的话说，从1982年到1996年的这十几年，是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期。 然而，电视带来的也不全是欣慰。当钱永刚跟他聊起参观国产大飞机制造厂，提到发动机还是买外国的，老爷子只是淡淡一笑。 儿子明白，那笑容里有肯定，更有藏不住的遗憾，“心脏”不是自己的，终究“不带劲”。 电视里汽车广告，清一色的外国品牌，或者即便是国产品牌，也装着“外国心”，他听了更是连连摇头：“泄气泄气！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这种对自主创新的执念，是他一生科研生涯的底色，也是他晚年最深切的忧思。 这份忧思，并不仅仅停留在屏幕上的影像。从上世纪80年代初退下一线领导岗位后，钱老的思考从未停歇。周总理生前曾嘱托他，能否将航天系统工程的成功经验推广到社会其他行业。 老爷子一直将此记挂在心，晚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和推广中，积极倡导沙产业、草产业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甚至建议组建国家级的“总体设计部”，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视角为国家宏观战略问题出谋划策。 而萦绕在他心头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便是后来震动教育界的“钱老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他不止一次地对前来看望的领导和儿子说，我们的大学，要敢于打破常规，培养敢说前人未说之话、敢做前人未做之事的创新型人才。这种深刻反思，源于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切责任感。 生活中的钱老，更是将简朴与低调刻进了骨子里。那套住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房子，组织上想给他换个带院子的小楼，他坚决不肯，说“于心不安”。 对于当年“亩产万斤”的争议，有人劝他写文章辩驳，他却摆摆手：“我不写，你也不准写。我走了以后你们也不能写。” 他坚信科学发展的潜力，却不愿在暮年为此再起波澜。他一辈子不喜高朋满座，晚年却有个七人组成的“学术小班底”，不定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思想的火花在平静中碰撞。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那台电视成了钱老忠实的“伙伴”。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听到什么关键数据、重要进展，就颤巍巍地摸出小本子记上几笔。 在2009年的深秋，钱老走了。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存折里，除了那笔购买电视机的支出，其余存款分文未动，静静地等待着汇入它们既定的归宿，钱老一生心系的航天事业。 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