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来自上海的知青夫妻在吉林延边插队落户，与独居的李阿妈同住一个屋檐下，相依为命整整十载。当他们终于盼来返城通知时，这对夫妇红着眼眶向公社恳求："若能重返上海，我们一定要把阿妈带在身边。" 【消息源自：延边新闻网《上海知青与朝鲜族阿妈的22载“母子情”》及知青口述历史资料】 1969年深秋，吉林延边的稻田里结着霜花。林小兰蹲在地头，盯着手里歪歪扭扭的镰刀发愣——这把昨天刚领到的农具，已经在她掌心磨出两个血泡。身后传来窸窣声，她转头看见个裹着靛蓝头巾的老太太，正弯腰把她的稻茬重新捆扎。"要这样挽个活结。"老人粗糙的手指翻飞，稻秆立刻服服帖帖聚成捆。这是林小兰第一次见到李阿妈。 十六个上海知青住进生产队仓库的头半个月，闹的笑话能装一箩筐。姚祚塘把苞米面饼子烙成了黑炭，几个男知青差点烧了灶膛，最要命的是没人分得清田里的杂草和秧苗。直到有天清晨，仓库门口整齐码着十六双纳好的千层底布鞋，鞋窠里还塞着晒干的艾草叶。"城里娃娃脚嫩，这个防蚂蟥。"李阿妈说着，把一陶罐辣白菜墩在土炕上。 那年冬天特别冷。林小兰缩在炕角搓洗知青们的工装时，突然被李阿妈夺过搪瓷盆。"水都结冰碴子了还逞强！"老人哗地倒掉冷水，从灶上拎来冒着白气的热水。两个女人在雾气里头对头拧衣服，林小兰忽然发现老人的手像老树根，关节处全是冻疮裂开的血口子。"阿妈，您手上......""我们朝鲜族女人，谁手上没几道口子？"老人笑着把肥皂沫抹在她鼻尖上。 真正的考验在来年开春。当林小兰捂着肚子干呕时，姚祚塘蹲在卫生院门口抽完了半包"大前门"。"打掉吧。"他碾灭烟头，"这地方连奶粉都买不到。"话音未落，李阿妈挎着竹篮冲进来，篮里躺着二十个染红的鸡蛋。"我们屯子女人生孩子，都吃这个补气血！"她一把攥住林小兰的手腕，"留下娃，我给你们带！" 孩子出生那晚，李阿妈把家里下蛋的芦花鸡炖了汤。她盘腿坐在炕上，把哭闹的婴儿裹在朝鲜族长袍里，哼着《阿里郎》轻轻摇晃。月光透过窗纸，在林小兰眼里映出两个晃动的光斑——她突然想起黄浦江上的渔火，但怀里孩子的奶香比江水的气味真实得多。 1979年返城通知下来时，知青们像退潮般迅速消失。姚祚塘蹲在李家灶台前，看火苗舔着铁锅底："阿妈，跟我们去上海吧。"老人擦碗的手顿了顿："我连汉话都说不好......""小宝要上小学了。"林小兰突然插话，"您忍心让他忘掉朝鲜话？"这句话像把钥匙，咔哒一声打开了老人紧锁的眉头。 在上海闸北的筒子楼里，李阿妈成了楼道奇观。早晨她用铝锅蒸打糕的米香，总能引来邻居探头探脑；傍晚她教孩子写朝鲜文的朗朗声，常惹得居委会主任来"关心"。有次小宝被同学嘲笑"朝鲜佬"，老人连夜缝了套汉族对襟衫，第二天却固执地给孩子系上七彩朝鲜族腰带："咱们不偷不抢，怕啥？" 1991年深冬，李阿妈在病床上突然清醒。她摸着林小兰的卷发笑："当年你头发里全是稻壳，现在倒像上海阿姨了。"临终前，老人从枕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六双婴儿虎头鞋——针脚细密得能数清每一根线。"本想给重孙子穿的......"这句话成了她最后的遗憾。追悼会上，四十岁的小宝用朝鲜语唱完《阿里郎》，转身对姚祚塘说："爸，我女儿名字想好了，叫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