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一向抠门的张艺谋斥25000元巨款买下了《活着》的版权，找到葛优想让他演男主富贵，葛优张口要60万片酬。没想到，张艺谋并没吃惊，反而当即拍板说道：“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咱俩现在先把合同签了吧。”事后，葛优得知真相，肠子都悔青了。

1992年秋的北京胡同里，张艺谋扛着半麻袋现金敲开余华家门时，汗湿的衬衫紧贴脊背。

这位刚凭《秋菊打官司》斩获威尼斯金狮奖的导演，此刻像个押上全部身家的赌徒。

麻袋里两万五千元纸币散发着油墨味，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50年的工资。

他原本要买《河边的错误》版权，却被余华塞来一叠未出版的手稿，“拍这部，准火。”

油灯下，张艺谋彻夜未眠。

七万字《活着》像把钝刀割进他胸腔，赌徒福贵输光家产，看着亲人接连死去，最后与老牛相伴的结局，让导演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泪流满面。

天刚亮，他冲回余华家拍出麻袋，“再加五千，买定了！”

这笔交易震动文坛，三年前苏童《妻妾成群》版权费仅四千元。

当张艺谋把福贵角色递给葛优时，刚凭《编辑部的故事》爆红的喜剧之王连连摆手。

文艺片拍摄周期长、片酬低，远不如商业片实惠。

葛母得知后勃然大怒，“张艺谋的戏，倒贴钱也得演！”

被母亲逼回谈判桌的葛优心一横，报出六十万天价，相当于当时北京三十套四合院的价格。

他等着对方知难而退，却见张艺谋眼底精光乍现，“现在就签合同！”

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葛优不会知道导演口袋里揣着三百万预算单。

直到进组看见香港投资方汇来的款项明细，他才捶胸顿足，“亏了两百四十万！”

河南乡村的片场成了炼狱场，三百万元投资捉襟见肘，张艺谋带剧组睡大通铺，拿泥坯搭出徐家大宅。

葛优在四十度高温里穿着破棉袄，目睹“女儿凤霞”难产戏份时突然崩溃，道具血浆让他想起剧本里福贵亲手埋葬六位亲人的描写。

最艰难的午夜，张艺谋把皮影戏道具塞给葛优，“这就是福贵的魂，被命运提着线，还得唱下去。”

这个即兴添加的意象，后来成了贯穿全片的灵魂符号。

1994年戛纳电影节颁奖夜，葛优凭福贵成为首位华人戛纳影帝。

庆功宴上香港制片人醉醺醺拍他肩膀，“三百万片酬预算没用完，便宜老谋子啦！”

葛优举着奖杯的手僵在半空，心里那杆秤猛然倾斜，少赚的两百四十万，竟置换出亚洲演员最耀眼的王冠。

而余华在杭州老宅接到越洋电话时，书桌上《活着》单行本正堆成小山。

电影上映后小说销量暴涨，当年仅售四千册的冷门作品，如今全球销量超两千万，比张艺谋支付的版权费暴涨八百倍。

更荒诞的是，这部横扫国际大奖的神作因题材敏感，至今未能在内地公映。

当2018年葛优在《我和我的祖国》里再演小人物，观众仍在他佝偻背影里看见福贵的影子。

北京电影资料馆的午夜场总有人偷偷放映盗版《活着》，胶片划痕间，那个牵老牛的身影蹒跚走过三十年，就像余华在书里写的，“活着不是呐喊，是忍受命运赋予的一切。”

而当年那场天价片酬的豪赌，早已在时光里发酵成中国电影最辛辣的隐喻，所有精心计算的得失，终将败给不计代价的热爱。

主要信源：（余华——《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