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伪满皇宫里，溥仪在楼道撞见了侍卫李体玉。他慌张地提着裤子，嘴唇还沾着一抹口红，得知李玉昨晚在宛容的房中过夜，溥仪二话不说，赏了他400大洋。 这位末代皇后的人选落在了婉容身上，大婚典礼极尽奢华，遗老遗少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只为亲睹皇后凤辇入宫的盛况。 然而，当洞房花烛的红烛高烧，溥仪木然揭下婉容的盖头后，竟转身离去，彻夜未归，这新婚之夜的冰冷开端，冥冥中预示了婉容此后漫长而孤寂的深宫岁月。 溥仪并非对婉容全无好感，他发现这位皇后与他认知中的深闺女子截然不同，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喜爱西餐，热衷新奇事物，甚至摆弄当时还颇为稀罕的照相机。 曾经明朗的少女变得郁郁寡欢，皇帝极少踏入皇后寝宫，即便来了也是略坐片刻便走，从不留宿。 一次，润麒忍不住问姐姐为何心事重重，后来才知晓，溥仪少年时被宫女过度引诱，身体受损，不仅无法同房，更对女性滋生了难以言喻的排斥。 婉容将满腔苦楚寄托于丈夫的抱负，她鼓励溥仪：“你要争气，要想法子恢复祖宗基业，替家族争光，姐姐再难熬也值了。” 在妻子的支持下，溥仪开始秘密筹划留学海外，渴望见识世界，寻求复辟的力量，可惜，紫禁城的重重宫门早被内务府牢牢掌控，他连宫门都未能迈出便被守旧大臣们拦下。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勒令限时离开紫禁城，仓皇避居天津租界，这场突如其来的放逐，对婉容而言竟意外地带来一丝喘息。 她终于挣脱了森严宫规的束缚。脱下了象征身份的沉重宫装，婉容一头扎进天津繁华的十里洋场，成了舞厅、跑马场、高级百货公司的常客，昔日的皇后摇身变为引领潮流的摩登女郎。 然而，表面的狂欢之下暗流涌动。婉容与淑妃文绣之间争夺溥仪关注和物质享受的矛盾日益尖锐，两人在购物上展开近乎荒唐的竞赛。 婉容在天津长大，眼界高，花钱如流水，从顶级皮草到奢华珠宝，挥霍无度，文绣亦不甘示弱，凡婉容所购之物，她必要拥有。 一旦得手，婉容则必定要寻得更好的来压过一头，溥仪坐吃山空，靠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古玩珍品度日，财力日渐枯竭。 他不得不强硬限制两位后妃的月例开销，婉容性格强势，文绣渐感压抑难当。 溥仪身为皇帝的隐私被赤裸裸地公诸报端，举国哗然，溥仪恼羞成怒，将所有的怒火与难堪都倾泻到婉容头上，认定是她的跋扈逼走了文绣。 婉容对溥仪的迁怒不以为意，内心深处甚至感到一丝隐秘的解脱，她一直向往的“一夫一妻”生活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 然而，这短暂的幻想很快被更大的阴谋碾碎，一直暗中窥伺的日本人精准地捕捉了溥仪急于复辟的心理，抛出诱饵，极力怂恿他前往东北“主持大局”，建立“满洲国”。 1932年，溥仪怀着“重登大宝”的幻梦踏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殊不知自己就此沦为日本关东军操纵的傀儡。 此时的溥仪，自身尚且仰人鼻息，惶惶不可终日，对婉容更是无暇顾及，更深的灾难降临在婉容身上。她的兄长出于某种隐秘目的，竟将她作为礼物，献给了对她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官。 曾经光彩照人的皇后开始沉溺于鸦片烟雾的迷幻中寻求片刻麻痹，也正是在这种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下，她对身边一位名叫李体玉的侍卫产生了病态的依赖。 李体玉是溥仪的随侍，年轻俊朗，深得薄仪信任，婉容那时常睡至日上三竿，每逢需要她早起的场合，便需太监前去“叫起”。 婉容脾气暴躁，负责叫起的太监常被打骂出来，一次，溥仪有重要活动需婉容出席，太监叫了几次都无功而返。 李体玉见状，主动请缨进入皇后寝宫，令人惊讶的是，婉容竟面带微笑地走了出来，从此，只要需要“叫起”，太监们便默契地去找李体玉，在“叫起”的掩护下，两人关系迅速升温。 最终，当婉容即将临盆的事实再也无法遮掩，这段隐秘关系才以最惨烈的方式暴露在溥仪面前。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溥仪暴怒之下痛打李体玉，用四百大洋封口将其驱逐，而婉容则被彻底打入冷宫，形同囚犯。 不久，婉容在冷宫中产下一名女婴，据溥仪身边亲信随侍李国雄在回忆录中所述，这个可怜的孩子刚出生便已夭折。 溥仪闻讯，冷酷地下令：“扔进锅炉里烧掉！”当得知亲生骨肉被如此对待，婉容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陷入了疯癫。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瞬间土崩瓦解，仓皇出逃的溥仪，毫不犹豫地将疯疯癫癫的婉容遗弃在通化大栗子沟那破败的行宫里。 婉容此后辗转流离，最终于一九四六年病逝于吉林延吉监狱。彼时她年仅40岁，身边无一亲人，其状之凄惨，难以言表。 信息来源：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王庆祥撰写《伴驾生涯——随侍溥仪三十三年纪实》（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