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种争议，易中天教授说:“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忠言逆耳，不喜欢莫言的人，可以去读浩然。”回忆当初莫言获得了诺奖，举国欢庆，赞美和祝贺成了主旋律，但是在这之中也掺杂着许多对莫言获奖的质疑甚至语言上的攻击等不和谐之音。这些不和谐之音主要包括对莫言其人其文其事的批判和非议。例如，有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评委；有人质疑他的个人道德、人格；有人对整个诺奖表示质疑。总之，诺奖后对莫言的批评已经溢出了纯文学的范畴。 回想1973年的冬天，18岁的莫言扛着铁锹跟随生产队的队伍，踏上了前往胶莱河的土路。凛冽的北风卷着沙土打在脸上，却浇不灭这个农村青年内心的激动。在热火朝天的水利工地上，成千上万的农民挥汗如雨，莫言第一次感受到集体劳动的壮观场面。这种震撼促使他拿起笔，尝试创作《胶莱河畔》。虽然这部作品只完成了一章就搁浅了，但这次尝试如同播下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文学的萌芽。 转机出现在棉花加工厂。通过关系进入县棉花厂当临时工后，莫言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不仅干活麻利，还写得一手好字，常常主动承担出黑板报的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甚至在"批林批孔"大会上侃侃而谈，赢得满堂喝彩。厂领导渐渐注意到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让他担任夜校的语文教员。站在讲台上的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表达能力，更让他意识到知识的力量。县城的生活像一扇窗户，让这个农村青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国营工厂的工人们每月按时领取工资，吃着食堂的热饭，这种稳定的生活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临时工转正的希望一次次破灭后，参军的念头在莫言心中越发强烈。1976年，经过多方奔走，21岁的莫言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部队生活为他打开了新天地，从班长到图书管理员，从保密员到文化教员，多样的岗位锻炼让他快速成长。特别是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这些精神食粮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文学梦想始终萦绕心头。他尝试过各种途径：努力工作争取提干，勤奋写作期待发表，但稿件总是石沉大海。 1979年的春节，莫言回到高密老家，与青梅竹马的杜勤兰喜结连理。两年后，女儿管笑笑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限欢乐。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1981年，《莲池》杂志刊登了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这迟来的肯定让他欣喜若狂。次年发表的《丑兵》不仅带来100多元稿费，圆了他买上海牌手表的梦想，更在部队引起不小反响。文学创作与军旅生涯开始齐头并进，他被提拔为正排级干部，后来又晋升为上尉、少校，调到总参三部五局担任宣传科理论干事。 1984年的秋天，已近而立之年的莫言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经过不懈努力，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终于圆了大学梦。在这所军队最高艺术学府里，他如鱼得水。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席卷校园，西方现代派文学让他大开眼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南方叙事、川端康成的物哀美学，这些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他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参照。在导师们的悉心指导下，莫言的创作进入爆发期。他经常写作到深夜，饿了就煮一包方便面充饥。这种近乎疯狂的创作状态，终于在1985年结出硕果。 那年春天，一个奇特的梦境催生了《透明的红萝卜》。小说中那个沉默寡言却充满灵性的黑孩形象，立即引起文坛关注。同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高粱》更是引发轰动，这部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以其狂野的生命力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认知。当张艺谋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时，莫言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 高密东北乡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复杂的情感。对莫言而言，这里既是滋养他成长的摇篮，也是令他饱尝艰辛的所在。童年的记忆尤为深刻，那些被责骂、被误解的经历，那些因饥饿而偷食的"罪行"，都成为他日后创作中反复咀嚼的素材。这种带着痛感的记忆，恰恰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独特的生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是这些酸甜苦辣的体验，造就了他写作中的"痛感和丰富性"。 1999年在京都大学的演讲中，莫言道出了一个有趣的创作契机。川端康成笔下那只舔水的秋田狗，意外唤醒了他对家乡大白狗的记忆。这个看似偶然的文学触发点，实则蕴含着必然的创作逻辑。那只在《白狗秋千架》中首次亮相的"高密东北乡"，正是莫言文学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从此，这个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地理空间，成为他所有故事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