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共投降起义了209位教官，其中包括23名中将，186名少将，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被誉为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战场硝烟尚未散尽，数百名原国民党将领集中到了沈阳，其中就包括新编第六军的军长廖耀湘。他和其他208位起义或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安排在一处特别住所，由东北野战军总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接待。刘亚楼特意设了一场宴席，为的是安抚这些将领，同时传达中央的宽大政策。 酒菜齐全，气氛却有些微妙。有的将领低头不语，有的强装镇定地应酬寒暄，而坐在主桌边角位置的廖耀湘，自始至终一言不发，面对刘亚楼的敬酒也始终未举杯。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目光冷峻地望着前方，像是在思索，又像是在压抑什么。现场气氛因此显得格外沉闷。 没人敢直接劝他喝酒。廖耀湘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嫡系将领之一，黄埔六期骑兵科出身，曾参加昆仑关战役、缅甸远征军作战，作战经验丰富，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数一数二的悍将之一。他在东北指挥的那几场战役，令解放军吃尽了苦头。就连蒋百里都称他为“湖南军人之首”。 刘亚楼也看出了场面不对。眼前这顿饭，本是代表新秩序到来的和平信号，但廖耀湘的冷漠，显然有意抗拒。他转身安排一名警卫去请一个人来——郑洞国。 没过多久，郑洞国进了大厅。他是国民党老将，陆军中将，早年也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和廖耀湘在东北军共事多年，是廖耀湘最尊敬的老上级之一。见到郑洞国，廖耀湘原本板着的脸终于有了变化，他立刻起身，向老军长行礼寒暄，连称“多年未见”。 郑洞国这次出现不是为了叙旧，他开门见山对廖耀湘说：“你我都明白，现在的局势，不能再迷恋过去了。你年纪轻、本事大，还有大把的路可以走，不该在这时候死脑筋。”一席话说得廖耀湘低下了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端起桌上的酒杯，转向刘亚楼，连敬三杯酒，算是当众表达了自己的转变之意。 此后的日子里，廖耀湘被送往功德林接受战犯改造。他原本性格倨傲，但在那段时间里却渐渐变得沉稳。在那里，他参与了大量的政治学习与文史工作，尤其在史料整理方面表现出极高的能力。他曾亲手修改多个与抗战相关的旧档案，还参与编辑了一部军事战役资料集，对中国近现代军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4年，全国政协召开第四届会议，廖耀湘作为特别推荐的人员，正式成为政协委员。他曾在大会上发言，谈自己对于中日战争历史的反思，也提出加强史料整理与保存的重要性。 1968年12月2日，北京的一场小雪刚落不久，廖耀湘突发心脏病去世。消息传来，政协办公厅与国务院联合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碑文中简要写下了他的一生履历。 时间回到更早些。辽沈战役开打之前，廖耀湘带领新编第六军在东北一带展开过多次阻击作战。当时他自信满满，认为凭借精锐装备和多年从军经验，可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但他没料到，我军战术灵活，士气高涨，再加上后勤保障强大，很快将他的部队切割包围，最终新编第六军全线崩溃，他本人被迫率部投降。 战后，关于他的去向，各方曾传言不断，有人说他被关押，也有人说他逃亡未遂，直到那场宴会，他出现在刘亚楼的面前，众人才确信他确实已经落入新政权之手。 宴会之后，有几位少将军官私下议论：“没想到廖军长也低头了。”其中一人摇头道：“廖军长本事大，可惜时代不一样了。”他们中有人选择继续服从改造，有人试图拖延观察，而最终，多数人还是接受了现实，服从组织安排，或转为教学研究人员，或参与地方建设，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这批原国民党将领中，最终不少人像廖耀湘一样，走上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在战犯管理所中改造后被特赦，有的加入政协或参与文教工作。正如刘亚楼在宴会上所说：“你们的过去，历史不会抹去；你们的将来，还可以书写新的篇章。” 多年之后，有研究辽沈战役的专家在文献中发现了一份署名“廖耀湘”的作战复盘笔记，对我军当年部署作了冷静分析，并建议后人注意战场协调与情报搜集问题。那份笔记被收入军事学院档案馆，成为教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