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进京汇报工作，李克农知道后，立即跑去找他，急切地问道：“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牺牲了？”

1950年初春的北京城乍暖还寒，情报部长李克农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指节无意识地敲打着红木桌面。

案头三封未拆封的家书整齐地码在青瓷笔筒旁，邮戳显示分别来自三个月前、两个月前和二十天前。

这三封信都写着同一个收件人名字——李伦，他的第三个儿子，此时正在东南沿海参与舟山战役的年轻军官。

作为执掌情报系统的老革命，李克农比谁都清楚战场通讯的艰难。

无线电设备要优先保证作战指挥，战士们寄往后方家书往往要在后勤车上颠簸月余，有时遇上敌机轰炸或恶劣天气，整批信件都可能化为灰烬。

可当这种职业理性碰上父子亲情，素来沉稳的情报部长也难免失了方寸——李伦参军的八个月里，家里竟没收到过只言片语。

粟裕将军临时来京的消息，是勤务兵送文件时随口说漏的。

李克农抓起军帽就往外走，呢子大衣的铜扣在走廊里叮当作响。

吉普车穿过长安街时，他望着窗外新栽的梧桐树，忽然想起李伦离家前夜。

那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把军装熨得笔挺，眼睛亮得像是要把台灯里的钨丝都比下去："爸，等我把红旗插上舟山岛，给您捎坛绍兴黄酒回来。"

总参招待所的走廊里飘着新刷的石灰味，粟裕正在临时办公室批阅东南战报。

看见老战友门都没敲就闯进来，这位三野副司令员搁下钢笔刚要寒暄，就听见沙哑的声音劈头砸在红漆地板上："粟裕同志，我家老三是不是没了？"

粟裕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作为舟山战役总指挥，他当然记得那个在登步岛血战中带突击队撕开防线的年轻参谋。

可眼下这场景实在棘手——李伦明明五天前刚被记了二等功，怎么会闹出这种误会？他转身拉开铁皮档案柜，手指在标着"三野直属"的牛皮纸袋间快速翻动，终于抽出张盖着机要章的战报。

"老李啊，你这是关心则乱。"

粟裕把战报推过办公桌，玻璃板下的东南沿海地图泛着冷光，"你们家三小子带着侦察连摸清了登步岛暗礁分布，为总攻开了路，前天陈锐霆还打报告要给他请功呢。"

见对方仍绷着脸，他抓起电话要通东南前指，对着话筒吼得窗框都震："陈锐霆！你们政治部是吃干饭的？立功喜报没长腿不会自己往北京跑？"

原来舟山战役期间实行了特殊通讯管制，所有往来信件都要经政治部审查。

李伦寄出的七封家书全卡在宁波军邮站，和后方慰问团的物资挤在漏雨的仓库里。

等粟裕的特派员带着加急文件赶到军邮站时，发现潮湿的麻袋底下压着摞结成块的信件，最上面那封的落款正是李伦。

三天后的傍晚，李克农在办公室见到风尘仆仆的机要员。

年轻人从贴胸口袋掏出个油纸包，里头整齐码着七封信件，邮戳从1949年11月排到1950年3月。最底下压着张二指宽的纸条，是李伦得知家书延误后匆匆补写的："爸，我跟着粟司令啃下舟山这块硬骨头了。黄酒给您留着，等台湾解放再开封。"

窗外的玉兰花打着骨朵，李克农把儿子的信按日期排开。

忽然发现每封信的右上角都有个不起眼的三角折痕——这是他们父子早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暗号，表示"平安勿念"。